趙景深與《中國小說叢考》–文史–中國作家找九宮格共享空間網


叨陪年逾九旬的家父聊天,常聞其娓娓漫憶所交故人,“好好師長教師”趙景深即是他說起最多、敬佩彌篤的一位恩師。

初遇趙景深系偶爾,時在1952年春夏之1對1教學交,嗜書成癖的父親往福州路上海舊書店,徑至二樓書架巡覓,欲補齊分歧書局出書的趙景深著作。因先前已購得幾本,諸如《宋元戲文本領》《元人雜劇輯逸》《讀曲漫筆》,尚缺《小說戲曲新考》,面詢司理,告曰此書暢銷。可可巧趙景深自己此刻就在店中,于是,熱情的店司理立即引見。景深師長教師和藹可掬,對不期相逢的晚輩甚和氣,問何處人氏操何個人工作,父親答覆在浙江嘉善縣文明館從事文明戲劇任務,對文學饒有愛好,并表現久仰師長教師年夜名,尤其對師長教師在中國古典小說和戲曲研討方面的學問年夜為感佩。師長教師聽后言道,固然市道上《小說戲曲新考》售罄,但本身家中尚存復本可資。遂告訴家庭住址,即北舊書局編纂部,淮海中路425弄四明里六號。

不幾天,父親按圖索驥登門造訪,開門的是書店伙計,向內傳遞來者姓名,趙師長教師和顏相迎,領家父上樓進室。房間約20來平方米,一冊《小說戲曲新考》已預備好,師長教師將書遞與父親,父親接書喜之不堪,趕忙叩謝付款,師長教師卻執意不願收錢,說“既然你如許愛好這本書,那就贈予給你吧”。父親心里暖洋洋的,真是既感謝又不安。贈書后,主人還帶來客看了用作躲書庫的亭子間,里面堆滿了書,此中尤以北舊書局出書的冊本和魯迅著作居多(北舊書局1953年與廣益、年夜中國、人人間合并構成四聯出書社,1956年再度并進上海文明出書社)。1953年,父親考進復旦年夜學中文系,親炙精英薈萃的中文系諸傳授教導,有幸凝聽趙景深在講堂上活潑熟稔地講解元曲、明清小說,頗獲裨益,終成至交。師長教師秉性敦樸隨和,亦師亦友,謂我父親說:“在教室里是師生關系,出了教室就是伴侶關系。”

趙景深博洽多聞,在編纂、翻譯、小說創作、戲曲研討、文學考證諸方面建樹豐富,詩文、學理亦兼具成績,解惑授業更是深得復旦學子謹記,《中國小說叢考》是其學術代表作之一。

《中國小說叢考》由齊魯書社出書于1980年,但此中盡年夜大都篇章成文于上世紀30至40年月。阿誰時代,趙景深寫過四本有關中國小說史的考據書,即作于1935-1936年的《小說閑話》、作于1936-1938年的《小說戲曲新考》之上卷《小說編》、作于1938-1943年的《中國小說論集》(一名《銀字集》)及作于1944-1947年的《小說論叢》。1958年,趙景深個人空間在患病療養時代,將四冊舊著和其后所撰零碎篇頁搜集聚合,再添加1950年月頒發的十余篇文章,如《關于〈水滸傳〉的作者題目》《關于〈英烈傳〉的插畫》《〈楊家將〉故事的演化》《〈楊家府〉與〈宋傳續集〉》《讀〈四游記〉》《談〈拍案詫異〉第二十五卷》《關于石天基的話本小說》《關于濟公》以及《談〈水滸傳〉第七十六回》等,集結成一部較完全的文集,本想題書名為《中國小說論叢》或《中國小說論集》,思忖斟酌后感到這些文章重要安身考證辯誤,有別普通剖析評論,故仍是稱《中國小說叢考》為宜。但是,限于諸種緣由,該書并未隨即排印,直到廿余年后方面世。

自明清以降,國人對小說創作和小說評論的追蹤關心度一直熱忱低落,但小說考證方面則門庭蕭瑟,僅有多數學者甘守枯寂而為之,兩廂落差懸殊。對于小說考證,趙景深有獨到的功力和看法,他在《中國小說叢考》一書的序文開頭論述道:“我感到,考證在明天還是需求的,它是文藝研討的預備任務。不外,不克不及以考證作為最終的目標,考證只能是手腕。我這本書就是在考證上也不克不及算是周全的,我只是更多地談到起源演化、作品真偽、作者生平、版本校勘、評論正誤……這一些,而時期佈景、社會情形、汗青前提……這一些就很少談到。不外,象‘諸葛亮騎過幾回馬’之類的文章,也許我這本書里還沒有;也就是說,我盼望我不會是‘為考證而考證’。”可見,趙景深對小說考證是作全盤考量的,將其視為文藝研討的出發點而非起點,展墊好堅實的基本是為了使研討時不至流于高談闊論常常空洞,也防止耽于零碎處處鉆牛角尖。

趙景深因曾將MilkyWay“銀河”誤譯作“牛奶路”,遭到魯迅師長教師的批駁,他非但從不耿耿于懷,反而不時感謝在心,畢生愛崇魯迅,在學問上謙虛地奉魯迅為師。趙景深初見魯迅是1927年春在廣州中山年夜學,半年后魯迅假寓上海,他與魯迅的來往日漸頻仍,時常面晤或手札來去,商討出書、學術事宜,魯迅在大眾文學研討和文學翻譯方面予以其悉心領導,趙景深在兼任北舊書局總編纂時代,出書過很多魯迅著作。1930年4月19日趙景深與李小峰之妹李希同成婚設席,魯迅親臨致賀。出于對魯迅的欽慕,構架《中國小說叢考》時,趙景深轉變本來順序,依照魯迅《中國小說史略》的順序從頭擺列,并著意將該書作為《中國小說史略》的彌補材料。書的開首三篇皆與魯迅有關,順次為《中國小說史家的魯迅師長教師》(1936年)、《關于〈中國小說史略〉》(1945年)、《評介魯迅的〈古小說鉤沈〉》(1938年),在客不雅考證的基本上評價魯迅的“《中國小說史略》是同類書中的最好的一部,可說是威望的著作”,回納《古小說鉤沈》“有四個長處”:采集謹慎、網羅宏富、比類取斷、刪汰偽作。當然,發明魯迅著作中的些許掉誤、漏輯及出書印刷經過歷程中的錯排,趙景深也腳踏實地地根據古籍善本和新發明材料提出修改或補輯,以供讀者參考。

《中國小說叢考》全書共輯文章73篇,此中成文年份最早的是《〈四游記〉雜識》,作于1929年4月5日,也是獨一寫于1930年月之前的一篇,年份最遲的系《關于〈英烈傳〉的插畫》,作于1957年7月。文章普通用字數千,考證精闢長篇大論,最短之《〈睡醒石〉與笑話》缺乏半千字。也有大批文章例證較詳篇幅略長,如《中國笑話撮要》《〈英烈傳〉本領考據》《三寶寺人西洋記》《八仙傳說》《〈水滸傳〉簡論》《包公傳說》等。《中國笑話撮要》寫作跨度為1936-1938年,論及十六個話題,從中土最早的兩部笑話書后漢邯鄲淳的《笑林》和隋侯白的《啟顏錄》談起,一路梳理到周作人的《苦茶庵笑話選》,行文中插列圖表十一處,或統計、或類舉、或參照比擬,專心費心之投進、文表相彰之明了他無二致,幾近一部完整、稀釋的中國笑話文學簡史,學術價值不問可知。

固然“小說”一詞最早見于《莊子·外物》“飾小說以干縣令,其于年夜達亦遠矣”句,但古人凡是認為,自唐代呈現的有完全故事和人物的體裁才稱得上古代意義上的小說,之前發端于先秦兩漢的神話、傳說、寓言和魏晉志怪、瑣語則被視作小說之萌芽。趙景深《中國小說叢考》章節了了條分縷析,繼前述魯迅與中國小說史專論、中國笑話文學史后,對教學場地唐傳奇小說、宋說書、明清章回小說均予以考證,上自唐朝李復言《續幽怪錄》,下迄清末曾孟樸《孽海花》。觸及唐朝的篇章有《李復言的〈續幽怪錄〉》《劍俠傳》《〈雜纂〉摘抄》;觸及宋朝的篇瑜伽教室章有《南宋措辭人四家》、《重估話本的時期》《清平山堂話本》《雨窗欹枕集》《〈青瑣高議〉的主要》;觸及元朝的有篇章有《〈武王伐紂說書〉和〈封神演義〉》《〈七國年齡后集〉與〈前七國志〉》《〈前漢書說書續集〉與〈西漢演義〉》《柴堆三國》《殘唐五代史演傳》;觸及明清的篇章逾五十篇,據書目年夜半。

對于明清小說名著考證,趙景深《中國小說叢考》中追蹤關心較多的有:《水滸傳》《英烈傳》《四游記》《金瓶梅詞話》《三言》《二拍》《野叟曝言》等,此中觸及《水滸傳》文章五篇,觸及《英烈傳》三篇,可輔助讀者在瀏覽這些作品時輔以響應認知,有利更深刻地解讀作品自己。同時,趙景深也對一些不那么出挑的小說及作者有所瀏覽,譬如《〈睡醒石〉與笑話》《關于小說家屠紳》《關于〈蟫史〉》。趙景深做學問的特色之一是敷涼避炎,凡他人已走熟的途徑概另辟門路,恰如他在書的序文中坦言:“關于《三國演義》,我只寫過一篇平易近間傳說的《柴堆三國》,關于《聊齋志異》,我就不曾談到過。《紅樓夢》我也談得少少。并且,我力量用得最年夜的是統一題材的小說、戲曲的演化。”故而,《中國小說叢考》一書特點異常光鮮,足令讀者從中領略到作者的聰明睿智和治學旨趣。耐人尋味的是,他和好友、異樣宏儒碩學、著作等身的陸澹安師長教師(著有《說部卮言》),獨對躋身中國古典小說“四年夜名著”的《西游記》未置一詞,畢竟是所見略同仍是純屬偶合,個中謎團隱晦。

在《中國小說叢考》中,有兩篇文章的研討視角很特別,一篇是《所羅門與包拯》,另一篇是《馬來文的中國小說》,這兩篇文章皆跳出地區自己,從文明碰撞、融會的角度往審閱考證。寫《所羅門與包拯》,原由是在《佝僂集》上見到鄭振鐸《平易近間故事的偶合與改變》,文中設謎,此中一個謎是所羅門和包拯,借機提問這兩個分辨傳播于猶太、中土的平易近間故事是偶合仍是改變。于是,趙景深對此作了一番詳考,廣征博引,最后揣度“二母一子”故事來源于現代印度,然后分兩徑傳布,一路經中國漢人再傳至西躲,還有一路經希臘、羅馬傳至猶太,殊途同源當屬改變。《馬來文的中國小說》作于1940年前后,專門先容在印度尼西亞出書的馬來文中國古典小說譯著,羅列了各類書目版本甚至書價,并指出,這些用馬來文出書的中國小說是基于知足有些在印尼的華人因“時日漸久”“不克不及讀中文,卻渴望了解一點本國的文學、藝術和汗青”之需求。著者把此篇放在全書小節,似有將其作附文之意。

趙景深平生治學勤懇、考證嚴謹、為人師表,對于《中國小說叢考》如許一部澤惠學業的著作,他本身只是淡淡地謙稱:“決議把這本書送到社會上往。我感到,把這書看成‘舊著的改版’,仍是對于中國小說史的研討者在材料上有一點用途。”洗盡鉛華實乃標高風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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