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成凱師長教師的遺著《古籍版本十講》經過向輝收拾，在中華書局出書了。全書分十講，分辨先容了宋、金、元、明、清刻本以及活字本、手本、批校本、叢書的鑒賞與加入我的最愛，最后闡述了古籍的初印與后印，還談到了古籍的價值與加入我的最愛不雅。經由過程本書我們可以領會到楊師長教師深摯的版本學素養，楊師長教師用大批的實例讓我們清楚應當若何進修版本學。

今世有代表性的版本學家

楊成凱師長教師搜集古籍時光長，經歷豐盛。借使倘使沒有經眼各類類型的古籍，我們就不克不及對古籍的一些特別景象停止說明，也就不克不及對的判定古籍的版本。我們判定古籍，除了要看它的內部特征外，還需求在內在的事務上獲得干證，這不是只靠數據庫就能處理的，勢需要博聞強識，才幹夠供給無力的證據。而楊師長教師對古籍內在的事務有高深的研討，往往能供給他人留意不到的證據。

別的，他善于捕獲古籍版本的特別性，發明分歧印本之間的分歧線索。古書上的一些景象，普通人不留意，顛末他的闡釋，就組成了證據。楊師長教師不只是躲書者，更是唸書者和研討者，是以他特殊留意版本的先印與后印。《中國迷信院藏書樓躲中文古籍善本書目》就很器重古籍的先印后印，但對于內在的事務的挖改修補留意不敷。楊師長教師之所以器重先印后印，是由於分歧印本之間文字會有差別，而文字的變更會影響對古籍內在的事務的瀏覽與懂得。楊師長教師對古籍版本和內在的事務的學術研討都到達了較高的程度，清代以來，如許的學者還有阮元、張元濟、張宗祥、謝個人空間國楨、黃永年等人。

中國歷來有加入我的最愛專門古籍的傳統，如李開先對詞曲類古籍的加入我的最愛，謝國楨對晚明史籍的加入我的最愛。楊師長教師則加入我的最愛了大批的詞學古籍，這在本書所舉的例子中有集中表現。楊師長教師不在年夜藏書樓任務，在經眼大批古籍這個題目上，也許不占太多上風。可是在古籍版本研討方面，他所到達的高程度，在今世是屈指可數的。楊師長教師在繼續中國版本學的優良傳統方面做到了忠誠而深刻，又經由過程周密的思慮和對紀律的總結提出了立異性的實際和方式，對文明傳承成長有主要啟示。可以說《古籍版本十講》是代表今世前沿程度的版本學專書之一。

版本學和學術研討慎密聯合的典范

楊成凱師長教師能將版本學和學術研討慎密聯合起來，是以本書有如下特點：

器重版本的先印后印。本書第十講專門講古籍的先印后印，除此之外，其他章節中觸及這個題目的實例也觸目皆是。如楊師長教師指出雅雨堂本《唐摭言》有初印本和修版重印本之分，蔣光煦應用朱彝尊躲本校初印本《唐摭言》，而葉德輝指出蔣校有誤，現實葉氏所用乃后印本，二人不察，遂致背道而馳（第429頁）。恰是由於追蹤關心先印后印的題目，楊師長教師也改正了學界一些傳播已久的錯誤。葉德輝《書林清話》卷七引鄭德懋《汲古閣刻板生死考·四唐人集》下云：“相傳毛子晉有一孫，性嗜茗飲。購得洞庭山碧羅春茶，虞山玉蟹泉水，獨患無美薪。因顧《四唐人集》板而嘆曰：‘以此作薪煮茶，其味當倍佳也。’遂按日劈燒之。”此故事頗具傳奇顏色，不難惹起讀者的愛好，是以后世學者爭相援用。可是據楊師長教師考據，此事純系謠傳，《四唐人集》的書版與《詩詞雜俎》后來同回吳門冷松堂，今有冷松堂印本瑜伽教室為證（第208、223頁）。

器重詞學文獻。楊師長教師在詞學方面加入我的最愛了不少可貴典籍，有很高的詞學成就。是以本書中楊師長教師羅列的例子有良多是和詞學文獻相干的。如清光緒十九年王鵬運四印齋影宋刻《花間集》，“學界皆信為影宋善本，實在王本行款時有更動，文字更多收支，所補缺葉既無闡明，也不成據，稱之影宋，不免難免厚誣此本。”（第61、248頁）又如“雍正三年（1725年）項絪群玉書堂刻《盡妙好詞》出自康熙柯氏刻本，由于校勘細緻，多有訛誤。厲鶚、查為仁不察，據以作箋。”《盡妙好詞箋》乾隆以來幾回再三翻印，乃至項本的一些過錯因循至今，學者不成不知（第282頁）。

我們應當若何進修版本學

《古籍版本十講》應用大批實例向我們展現了進修版本學的門徑，給我們良多無益的啟示。詳細可分為以下四個方面：

一、多見舊本，細心比勘。楊師長教師說：“假私密空間如沒有盡見各本，沒有當真比勘，我們的熟悉就老是會有必定的局限。”（第39頁）如《青邱高季迪師長教師詩集》，存世的至多有三種印本，由于今朝難以將三種印本放在一路對照，所以這三種印本之間的關系還沒有完整弄明白。但楊師長教師在給張麗娟的信中具體先容了判定三個印本能否為統一副版片的方式與經歷：“細心比擬版片段裂情形和字體細節……要多看一些葉子，由於后印時很能夠有補版，要消除補版的攪擾，假如是統一副版片，只需各卷第一葉沒有換版，那么更改簽名處字體必有特別：能夠色彩分歧，往往墨色深，也能夠字體有差別，或有傾斜景象。”（第266頁）這些經歷之談值得我們鑒戒進修。

二、當真唸書，做好記載。楊師長教師說：“不只要看書的概況特征，還要看書的內在的事務。每看到一部書，必需當真地翻閱一遍，記下內封面、目次、序跋、刊記等要點，並且要留意各卷開首處簽名方法，何人撰、何人校、何人刊都是主要的材料。”（第27頁）如楊師長教師說武英殿內聚珍本《詩總聞》卷九第10頁第5行“凡大雅頌”中“雅頌”二字剜補，第11頁第8行“左氏必曾經改”，“必已”二字剜紙粘補（第305頁）。這種細節的察看是值得進修的。

三、多讀題跋，積聚經歷。對于我們普通人來說，此刻曾經不不難見到線裝書，那么我們應當若何積聚版本學的經歷？楊師長教師指出要充足應用後人的書目題跋。（第457頁）楊師長教師編過《中國有名躲書家信目匯刊》，是以本書在應用書目題跋的有關線索方面是很有特點的。他在本書中常常援用的如《天祿琳瑯書目》《黃丕烈躲書題跋集》《思適齋書跋》《愛日精廬躲書志》《鐵琴銅劍樓躲書目次》《宋元舊本書經眼錄》《經書訪古志》《儀顧堂題跋》《楹書隅錄》《japan(日本)訪書志》《善本書室躲書志》《滂喜齋躲書記》《傳書堂躲書志》《郋園唸書志》《書目叢刊》《校史漫筆》《文祿堂訪書記》《躲園群書題記》《嬰闇題跋》《中國版刻圖錄》《蛾術軒篋存善本書錄》《西諦書話》等，皆是治版本學者不成不讀之書。別的，楊師長教師提到《書林清話》和《躲書紀事詩》也是年青同志的必唸書（第40頁）。需求闡明的是，此刻收集上公布有大批的古籍版本圖像，但我們仍然離不開後人撰寫的題跋，唯有聯合題跋，按圖索驥，我們才不至于在海量的古籍圖像眼前手足無措。

四、多聞闕疑，慎言其余。楊師長教師在書中不止一次提到這句話。楊師長教師指出《四部叢刊初編》所收韓愈、柳宗元、歐陽修三家文集著錄為共享空間元刊本，實在都是明刻本。此中典範者如韓集刻書廣告署年戊辰，若按元刊本盤算，則是元天歷元年刻本，傅增湘將其回進明刻后，良多書目又著錄為明洪武二十一年刻本，但后來發明同版本柳集卷前有“正統戊辰善敬堂刊”陽文刊記，由此鑒定韓集亦是正統戊辰刻本（第166—173頁）。我們可以發明即便是版本學大師也有判定掉誤的時辰，是以需求謹嚴警惕。

本書編排謹慎，注釋詳明，但在收拾方面也偶有值得考慮之處。

好比第304頁提到“清乾隆《御選唐宋文醇》和《御選唐宋詩醇》有江西崇仁謝蘭墀朱墨藍綠四色套印本”，作者原稿又引《四庫簡明目次標注》說“《唐宋文醇》‘近年江西謝蘭墀擺板，亦用五色套印’，《唐宋詩醇》‘又有擺字套印本’。”收拾者以為統一部書後面說是四色，后面說是五色，難以判定長短，遂將后句改為“《唐宋文醇》有謝氏套印本，《唐宋詩醇》還有擺字套印”。如許固然消弭了前后的牴觸，但謝蘭墀擺印本《唐宋文醇》和《詩醇》畢竟是五色仍是四色套印？這個題目照舊沒有處理。

范景中師長教師曾見過謝蘭墀擺印本《唐宋文醇》，是書“註釋用墨印，墨點用朱印，御評用黃印，朱子評用朱印，各家舞蹈教室評用藍印，實為四色套印”。至于《唐宋詩醇》，范師長教師以為是木活字五色套印。其重要根據是《詩醇》凡例云：“考語悉準《唐宋文醇》之例，色別書之，但此中有援據野史雜說用資訂正疏解者，與古古人評詩之語義各有在，《文醇》未經差別，今于藍筆之外，另作綠筆書，以便閱者，燦若列眉。”依照凡例的說法，《詩醇》在《文醇》朱、墨、黃、藍的基本上又加了綠色，由此可知是五色套印本。現實上《唐宋詩醇》中并無康熙御評，是以未用黃色。湖南省藏書樓躲有一部謝蘭墀擺印本《唐宋詩醇》，八冊，四十七卷全。我們委托張諾丕同窗代檢全書，亦僅朱、墨、藍、綠四色罷了，由此可知楊成凱師長教師所說四色套印本是對的的，而《增訂四庫簡明目次標注》著錄的五色套印本恐不成信。

基于以上的熟悉，我們以為編纂者在編纂原稿的時辰，可以保存《增訂四庫簡明目次標注》中的“五色”，然后在注釋中闡明相干情形。如許處置對于讀者或許更無益。

（作者：杜澤遜，系山東年夜學中國古典文獻學傳授；隗茂杰，系山東年夜學儒學高級研討院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