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黃梅石陽艷師長教師來京，示我《黃梅石氏宗譜》所收王陽明序文。初讀之下，將信將疑。不久，中國臺灣中國文明年夜學石佳音傳授（客籍黃梅）來京閉會，我把此序給他一閱，均未敢等閒論定真偽。那時，我也曾年夜致翻過《王陽明選集》，包含各類增訂本，均未支出此序。家譜普通可托度較低，假如等閒信認為真，或恐見笑於人，于是就把考據此文之事擱下了。
有幸到王陽明龍場悟道之地，感觸感染了陽明心學來源的神奇魅力，令人心向往之。于是想起了王陽明《黃梅石氏宗譜》序的真偽一事來。比來經由過程查閱《王陽明選集》《明史》等有關著作，年夜致可以論定《〈黃梅石氏宗譜〉序》確系王陽明佚文。此序全文如下：
守仁自受命行抵粵西以來，日與蓮峰老師長教師商酌機宜，籌備剿撫之策。具見瑰奇之抱，俊毅之概，竊謂今世名賢，罕有倫比。惜軍務倥傯，未遑一探其門第。茲札來委以續修譜序相諈諉。予為披覽譜共享會議室稿再四，知君貴胄。族之在今河南者，凡數遷，逮二十四傳而遷今江右之都昌，又四十一傳而遷今湖廣之黃梅，是為君鼻祖。支繁派衍，溯其淵源，自當以今河南為看。河南自其萬石君居溫，以馴行、孝悌著聞。后其苗裔之散處各縣者，若唐濬川之在洛陽，安貧樂道；宋曼卿之在永城，時令自許，其最卓卓者歟！ 由是以不雅，知君之所以具此瑰奇之抱、俊毅之概者，蓋淵源年夜有。自君出也，使君由是而加植焉，知后之人必有繼萬石君而興者。續修譜牒，尚不外仁人逆子敦本盡倫之一端也。然即文案余暇，聊綴數語以應命。嘉靖七年七月二旬日，余姚王守仁稽首拜撰。
這是王陽明去世前四個月寫就的，觸及黃梅石氏源流等外容固多屬客套話，惟說起“行抵粵西”“蓮峰老師長教師”，卻事關王陽明生前最后一次嚴重教學軍事舉動，即平定田州、思恩之兵變，掃蕩八寨、斷藤峽。此次軍事舉動，王陽明的左膀右臂是林富、石金。序文中提到的“蓮峰老師長教師”即石金。石金生于成化二十二年（1486），弘治十七年（1504）舉人，正德六年（1511）進士，歿于隆慶初年（1568），為明代著名御史。《明史》在《薛侃傳》《姚鏌傳》《王守仁傳》《廣西土司二》等多處載其業績，此中一則云：“石金，黃梅人，巡按廣西，與姚鏌不協。后與王守仁共撫盧蘇、王受。還臺，值張、桂用事。御史儲良才輩爭附之，金獨侃侃不阿，所以著名。”石金時與漢陽戴金齊名，《一統志》《湖北通志》等稱“時人目之曰‘楚小樹屋有二金，臺聲錚錚’”，可見石金是堅毅剛烈不阿的監察御史。《明史》記錄石金“立朝敢言”，重要有四條，一為因檢舉寧王或將謀反反被下詔進獄的胡世寧辨冤（那時“舉朝噤莫敢言”）；二為王陽明父（母）喪時代，“六載不召，御史石金等交章論薦，皆不報”；三為彈劾姚鏌“攘剿無策，輕信罔上”；四為“御史喻希禮、石金皆以言皇嗣獲咎”，是以下詔獄，“金戍宣州，久之赦還”。這四條，前三條均在王陽明生前，與之有直接或直接的關系，反應了石金愛好仗義執言的性情。王陽明平定寧王之亂，得著名無實的新建伯，居家六載不召，只要石金和席書為之論薦。嘉慶五年，姚鏌彈壓田州之岑猛，概況上獲得必定成效，卻制造了“岑猛之亂”的冤案，招致岑猛余部盧蘇、王受于嘉慶六年復叛。姚鏌率四十萬雄師“不克勝利”，甚至被叛軍包抄，大北而回。于是石金彈劾姚鏌“攘剿無策，輕信罔上”，這才有了王陽明復出的機遇。朝廷為了讓王陽明安心復出，令姚鏌致仕，并讓新建伯“給賜如制”。
在處置盧蘇、王受之叛的題目上，王陽明采納了石金的提出，改剿為撫。《明史·王守仁傳》載：“守仁抵潯州，會巡按御史石金定計招安。悉斥逐諸軍……”可以說，王陽明可以或許“不役一卒，不廢斗糧”，平定盧蘇、王受之叛，與石金早早熟悉到岑猛之亂系冤案的本質有關，《明史》稱石金“巡按廣西，與姚鏌不協”，或即指此。岑猛、盧蘇、王受等并非反水朝廷，是由于岑氏家族外部牴觸，岑猛被誣陷造反，而姚鏌肆意打壓，激化了多方牴觸，招致岑猛逝世后，盧蘇、王受自願造反。嘉慶七年元月，盧蘇、王受正式受降。仲春，斷藤峽一帶瑤平易近生亂，王陽明以盧蘇、王受為前鋒，至七月，周全掃平八寨、斷藤峽等。石金也追隨王陽明一路介入了此次軍事舉動。清代文學家喻文鏊在1對1教學石金傳中說：“思、平兩江長者遮道，言峽寇猖狂狀，金從守仁討之。連破油榨、石壁等寨，賊奔斷藤峽，又破之，進剿仙臺等寨，八寨盡平。”平定了盧蘇、王受和八寨瑤平易近之亂后，正值黃梅石氏編修家譜，石金“委以續修譜序相諈諉”，才有了這篇嘉慶六年七月二旬日的序文。
聯合以上史實的梳理，可以看出這篇序文沒有顯明的硬傷，應當是一篇王陽明的佚文。卻是一些增訂版《王陽明選集》支出了不少家譜序文，有些顯明是冒充的。好比《竹橋黃氏續譜序》，題名時光為“正德十六年八月既看”，官銜為“兵部尚書新建伯”，而王陽明被詔封新建伯為正德十六年十仲春十九日，不成能在昔時八月既看稱本身為新建伯。
假如說，王陽明與黃梅人石金配合剿撫粵西之亂，算是他與黃梅的一段前緣，那么他千萬沒有想到與黃梅還有一段身后緣。前幾年，我讀《傳習錄》有一個發明。在最早的三卷本《傳習錄》錢德洪後記中，錢德洪提到“以付黃梅尹張君增刻之”，後記題名為“嘉靖丙辰夏會議室出租四月，門人錢德洪拜書于蘄之崇正書院”。良多學者據此以為我國最早足本《傳習錄》出書于湖北蘄春。實在，正確來說應當是湖北黃梅。那時湖北黃梅屬于湖廣蘄州（轄境重要為明天的湖北蘄春、武穴和黃梅），既然錢德洪特意指出由“黃梅尹張君”增刻，闡明足本《傳習錄》刻于湖北黃梅。“黃梅尹張君”實為黃梅知縣張九一。張九一（1534－1599），字助甫，河南新蔡人，被那時文壇巨頭王世貞譽為“后五子”之一（與汪道昆、張佳胤等并稱）。張九一于嘉靖三十二年（公元1553年）中進士，即任黃梅知縣，一任三年，直至1556年。嘉靖丙辰年為嘉靖三十五年，張九一正在黃梅知縣任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