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后王：《柳文指要》述論

作者：余一泓

來源：《噴鼻港年夜學中文學報》 2024年3月

摘要 近代聞人章士釗親歷二十世紀初中國的政治、文明巨變，也是長期保有相當位置的舊派文明人。他暮年所成的《柳文指要》，恰是在藉柳宗元之文為媒，面對趨新世變調和新舊的論史之作。排比剖析書中的歷史、人物評論，可幫助懂得舊學在現代中國調適、自抑而尋求承認的史實。論文第一部門結合章氏的《黃帝魂》評述等文獻，探明其人尋求適應包養網反動話語、省思本身親歷之近代世變的姿態。第二部門重構《指要》所揭出的、以柳宗元為代表的舊學的進步內容，第三部門則剖析《指要》若何藉由這些內容，在劇烈的世變中尋求相對穩定的保存空間。結語判斷尋求承認的舊派學人，會在評價標準趨新、易變的共和國，提出類似的為舊學發聲的方法。此文的研討乃是摸索這段思惟史的初步嘗試。

 

關鍵詞 章士釗 柳宗元 近代儒學 反動和舊文明

 

一包養網價格、引言

長沙章士釗（1881-1973）為近代中國政學兩界之聞人，政論文章馳名一時，並且是共和國成立之后仍保有相當位置的舊派年夜老之一。[1]依照歷史學、政治學等分歧學科范式對章氏所作研討，數量已經不少，[2]配合的特點卻是罕言其人的共和國經包養網 花園歷以及暮年定論《柳文指要》（下文簡稱《指要》）。[3]文獻資料之匱乏，以及《指要》自己夸張的政治化修辭，[4]當然都在限制相關研討的推進。惟在此現狀之下，冥索錙銖之功益不成少。本文即嘗試動用相對無限的研討資源，摸索章氏藉由評述柳宗元（773-819）作品，為舊學舊人波折尋覓保存空間的盡力。

 

《指要》在1966年春寫成，此后五年續有增補，[5]乃是以舊瓶竭力盛進新酒的嘗試，旨在向當局領袖展現舊學舊人融進新社會的能夠性以及誠意。該書所點評的人物和思惟，多與柳文無直接關聯，[6]其出發點包含在章士釗的歷史親身經歷當中。該書論史標準有明確的進步、落后之標簽，而從近代的進步與落后上溯，中國現代也須得有相應的進步代表和落后典範——《指要》書中，代表平易近主、反動思惟的柳宗元，跟韓愈（768-824）等 “反動”人物構成了對比。從近代中國回看柳文，又以中古故事為近現代人事之依靠，《指要》最年夜限制地凸起舊學舊人中的進步成分，同時與落后的成分完成割席。在這個意義上講，當時跟章士釗類似的作者至多還有寫作《論六經》（1951）、《原儒》（1955）和《乾坤衍》（1961）的熊十力（1885-1968）。[7]后者是北京年夜學一級傳授，位置、人脈天然不及章士釗，可是在當時的舊人里面也算不錯。日后如能發現更多文獻，讀書界或可看到更多相關盡力。[8]

 

著眼上述旨趣，下文選取、排比、解釋《指要》文本，會使章氏思惟呈現于 “近現代-現代-近現代”的條理之中。章士釗對于近代的回憶、省思，直接收到共和國政協文史資料搜集任務的影響，所以下文也將起首梳理他在參與文史資料任務前后的文獻，說明其論史姿態。

 

二、重訪清末

1955年除夕，章士釗寄贈毛澤東一件滿人男子自題記憶，附信有言： “按此詩為該男子自撰自書，以文字論似亦女知識分子中之佼佼者。況益以身為滿人寥落，數奇之際遇乎！”[9]兩年之后，溥儀（1906-1967）進進了 “慢慢改革”的寬松環境，開始撰寫自傳，從該自傳第一版序文可知，該作有如下依靠：與過往的罪惡歷史告別，向新社會坦承過惡，進而表達做新國平易近勝于做舊權貴之歡欣。[10]此書61年與收錄章士釗長篇著作《疏黃帝魂》的《辛亥反動回憶錄》同時出書，都是全國政協文史資料研討委員會所助成的歷史作品。[11]作為辛亥白叟，章氏乃是平易近主反動之元勳，無須那么明確地跟過往的本身劃清界線。[12]然回顧其十余年前的舊作，在省思歷史的同時調整姿態，卻是有需要的。

 

1947年頭，眼見當局頹勢，章士釗在《地理臺》發表了一些時評。此中《安寧全國議》包養以屯田剿匪為靖國良策，[13]《憲政與吏治》三篇以尊敬學問（包含舊學）、化成士風為憲政基礎。[14]后者另有如下論述稱：

 

本日精力教導，古曰名教……，光緒癸卯，吾曾著孫逸仙一書，其引言曰：孫逸仙非一世之私號，有孫逸仙，而后中國始可為，孫逸仙之與中國，當使如克虜伯炮彈成一聯屬名詞，時尚無聯盟會（后二年始有之）何論國平易近黨，而此書風行，全國想看師長教師之言論神姿，追隨唯恐不及，不意經今四十余年，其學說反與全國人隔閡，人企盼遺像而無所動心，微論宏旨精蘊之所存也，即粗舉章節不誤者亦絕罕。何故故？國平易近黨誤解學說二字，不符師長教師之精力故……，夫學說者，流傳百世之物也。倘必以黨力持之，則黨力何時止，學說亦相與何時止耳。[15]

 

《憲政與吏治》說起作者對陳立夫的一條陳述： “坊間所售雜志，著名中學生者，標一題曰：反對青年讀古書。吾曾為前教導部長陳君立夫言之，以為學風放縱這般，隱隱有亡國滅種之懼。”[16]聯系陳立夫48年頭列席世界品德重整會議，[17]以及章士釗在同期鼎力撰文、演講的事實，[18]上引文字的主張加倍明確：當下的統治者，需求擷取舊學來建樹一種影響人們精力的學說。可是，學說自己的運轉，不克不及依附政治氣力長久維持。這無疑是在暗示治人者重視士權，助成《憲政與吏治》所宣傳的 “以包養網士正人政治（gentleman politics）變腐敗吏治”。[19]特別值得留意的還有，文中 “吾曾著孫逸仙一書”附帶一種山中宰相的意味。因為論者不但是一個提建議的社會賢達，也是參與過當前建國事業的老輩元勳。在共和國時期，章氏從頭表述了 “吾曾著孫逸仙一書”之事，調適在新時期的發言姿態：

 

時海內反動論已風起云涌，但絕少人將此論聯系于孫師長教師。吾之所知于師長教師，較之秦力山所謂海賊孫汶，未幾幾許。一日，吾在湖北王侃叔許，見師長教師所作手札，長至數百包養言，用japan(日本)美濃卷紙寫，字跡雄偉，吾甚駭異。由此不敢僅以草澤好漢視師長教師，而起心悅誠服之意……，既因王侃叔而知師長教師之抱負與方略，復求得滔天先一年壬寅所發行之新著作，本其一知半解之日文知識，擇要移錄，成此短書。一時風行全國，人人爭看，竟成宣傳反動之無力著作，年夜出不測……，在當年啟蒙時代，謂官文書中之海賊，將駕鄭勝利、洪秀全而上之，為中國共主，力何啻獅子吼！[20]

 

《疏黃帝魂》是一部評述清末反動宣傳文集《黃帝魂》的著作，章氏自己就是后一文集中一些篇目標作者。本段引文較十年前所言謙退許多，卻仍不忘標榜論者和反動領袖 “孫逸仙”抽像的緊密團結。[21]上文更是有興趣提醒讀者，論者比反動同儕更早地意識到孫中山是分歧于舊式反當局人士的人物。同時期別的一篇文章也指出，老邁哥章太炎（1869-1936）囿于對桐城派的偏見，沒有立傳表揚吳樾（1878-1905），誠屬賢者不與時俱進之過。蓋桐城之落后腐敗，得此反動健兒可以滌蕩也。[22]這些細節，體現了在野舊人回憶自家反動功勛，響應當下新潮的急切感。

 

出于這種感觸感染，章士釗在評論戊戌后社會思潮的時候又說： “近今公羊家頌言三統，懸想承平，凡此都是反動糇糧，可待長養反動體質。”[23]公羊三統之說的種種變體，見于康有為（1858-1927）、譚嗣同（1865-1898）和熊十力等人的文字，年夜多與經傳本意無關，反而代表諸子百家的很是異議。[24]章士釗從少年時期就愛好的柳文，同樣具有諸子學的顏色，《指要》回憶稱：

 

清末自道光以后，尋求子書之風特盛包養網，甚且有慕王充、仲長統之為，自撰一子以自炫者，如湘人湯鵬海秋之著《浮丘子》是。顧海秋書成，而讀者殊罕，此可知士風躁妄，眼見洋務萌芽，及科舉軌制不穩，因求以子書為進身之階，吾少時曾躬與此一風尚。[25]

 

章氏對晚清風尚的參與度，以及此風尚對他的具體影響，因缺少文獻而難以證明。不過，文中所及知識人晉身之階的軌制變動確實是反動的主要助推器之一。在此過程中，舊學中的各種異端元素分歧水平地成為過接引新思惟的中介，也就是像上文所論公羊三統說那樣的 “反動糇糧”。[26]儒家政教建制搖動的時代，有儒者意識到了百家有別于儒家的淑世旨趣。在共和國時期觀之，不掉必定進步意義，但又不夠進步。[27]真正能透徹兩千年不反動之痼弊的人物，非柳宗元莫屬。[28]捉住兩千年之后新社會所帶來的機遇，將其思惟系統收拾而出的人，天然是章士釗。辨析柳學超出其他舊學的反動獨見，也是《指要》作者與時俱進的表現。

 

三、遠溯韓柳

清季的公羊思惟為反動思惟做鋪墊之余，還有啟發學者上溯中國外鄉進步傳統的意義。好比皮錫瑞就在黑暗接收康有為思惟的時候，不自覺方單合了柳宗元和西漢今文經學者代表的托古革政傳統。[29]這個傳統，無疑是內生于中國歷史文明泥包養土的傳統。除此之外，中國還有柳宗元、顧炎武（1613-1682）等人所代表的平易近主傳統，可以跟霍布斯、魯索著作中“君平易近系統之所由來”的論述等量齊觀。[30]《指要》下編《通要之部》完成時間較晚，章氏或許對內在的左傾風勢有所察覺，所以數次強調中國平易近主共和思惟相對于歐洲思惟的獨立性，其背后的邏輯乃是： “既然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往”乃是真諦，[31]那么獨立思慮的人天然可以無待而興，不存在后人因襲後人、中人學習西人的問題。[32]

 

國民路線這般，唯物論路線亦這般， “王充《論衡》，未見子厚稍一觸及，但是兩家唯物論點，無形中適與暗合……，劉夢得親承其流，交相闡發，蔚成唐室唯物論宗，為愚昧世間之韓退之之流所看塵莫及”。[33]受年壽所限，《論衡指要》未克動筆，[34]章士釗只來得及側重實務問題辨析韓柳之別——不過，這些文字已足夠主要。因《柳文指要》中多處對韓愈的批駁，都指向曾國藩（1811-1872）甚至陳寅恪（1890-1969）等章士釗盼望 “對話”的近代、現代要人。[35]

 

《指要》上、下兩編引述曾國藩推尊韓柳 “組織工、匠心密”各有一次，均決心隱往了姓名，只稱 “某”。[36]引述此語只是引子，意在導出下文對韓柳之別的刻深剖析。曾國藩推尊韓柳固有可取之處，就像韓愈的文字概況上也有 “孔墨互用”的可取之處。[37]如窮原竟委，可知二氏皆有最基礎謬誤存在：

 

子厚與元饒州論政理，主張維持富平易近，均衡賦稅，幻想達不到后來王介甫鏟除富室之新法觀點，此自是自然局限性，無可解免……，貧平易近安其貧而不匱，歷史過程，殆無是境，潁濱特未之思耳。亭林之《菰中隨筆》，吾別紀錄者，亦是統一論旨。吾國國平易近經濟之最基礎問題，必遲至二十世紀之末葉，始得解決，乃由無產階級執政，于前賢無取苛論……，吾為子厚解說者，有一特點，即子厚并未嘗如其他俗儒之所為，嘖嘖頌言禮教是也。近人有為秦蕙田畫像作記者，立說如下包養……，右論為作者蠹國殃平易近、自得自負之筆。此從先王之道一筆掃來，中經漢、唐、宋、明，以致遜清咸、同末造，不論朝野儒生，漢宋門戶，其崇禮觀點，大要趨于分歧。以知中國兩千年社會沈滯不進，皆此種悖謬理論，從中作怪。[38]

 

上述文字順次包養網提到柳宗元、王安石（1021-1086）、蘇轍（1039-1112）、顧炎武和曾國藩（為秦蕙田畫像作記者）五人有關貧富高下次序的分歧見解。大略王安石最激進，柳宗元偏守舊，蘇轍、顧炎武更守舊而對激進舉措頗有微詞。在當時回看，當然王安石最是政治正確，但制約柳宗元之局限性也客觀存在。[39]柳氏之尤可稱道者，在于承認等差而不宣傳禮教如曾國藩之流。《指要》另處專門批評王夫之（1619-1692）的“儒病”深刻膏肓， “全不似子厚排擊封建，著眼國民”，同樣包養網劍指推重船山之湘鄉。[40]這兩處隔山打牛的批評，不得不說是有章太炎的影子。[41]惟時代分歧，章太炎尚認可禮教，以曾氏為壞人辦功德以求名，而章士釗則直以禮“乃人類表現虛偽之總現象”，崇禮“為造亂之源”。[42]用前述康有為的話來講，《指要》總體是把禮當作亂世社會不得不有的過惡，[43]至于平世必將被裁減者。假設柳宗元在唐代獲得機會，必將顛覆禮樂，而后 “從最基礎豎立基礎，作為萬世典范”[44]——如前述孫逸仙所為。

 

所以，生于舊時代的舊人同樣能是共和國意義上的進步人物，條件是要跟韓愈、曾國藩等舊學糟粕劃清界線，這顯非陳寅恪所愿為。章士釗1957年南游省港之時，以舊交故與陳氏夫婦聚會，有和詩可考。[45]陳氏推重韓愈之名文《論韓愈》發表于1954年，[46]很難說章氏當年沒有看過，也未知酒宴之間能否提過。總之，《指要》對陳寅恪分別中外、進退儒佛的主旨覺得驚詫， “不意寅恪思致之銳退一至于此”：

 

蓋釋教之進中國，與耶教之有軍力盾乎其后，迥不雷同，試觀佛自印度來，而中印三千年間無邊釁，可見佛自佛，夷自夷，二者不得倂為一談。今寅恪必將西漢今文家之破帽子，強套在退之頭上，除退之本身驚慌不勝外，而在旁人觀之，立覺寅恪無病嗟歎，自蹈狂易，論包養平台推薦史果何須枉費氣力這般？……，查以辟教與攘夷連為一線，在中國歷史中，惟庚子年反八國聯軍有之，誠不意寅恪思致之銳退包養網一至于此。尋釋教之進中國，以接收者多高僧名流，譯筆精當，轉瞬間遂成為中國自有之哲學部門，認作蠻夷之人所強加于我，諒六朝時代已無此類瘋漢，何況后二千年之今時？為問三躲遠游五印度，經十余年返國，赍還經論六百五十余部，亦豈蠻夷迫我為之者耶？光緖末造，嚴幾道譯《天演論》，吳摯父序之，謂如讀馬、班之書，不認是赫胥黎之著作，又況佛法根深蒂固，已彌年載者哉？[47]

 

從前文可知，韓愈認為孔墨互用而堅持排佛，是因為他有華夷分別的成見，之所以有此成見又是因為他有禮教文明之定見而無好處國民之定見。這般人物雖言好處平易近族，又怎能和主張革政之進步西漢今文家相提并論。反觀陳寅恪行文還有別的一個錯誤，就是把中國人自立戰爭引進的印度文明當成外國以武力后盾注進的文明。此處黨同昌黎之偏狹不從柳州之開放，甚至比不上清季自立引進東方新學的桐城末流，在新時代落后了。[48]

 

下面的引文只長短議陳寅恪在中交際流上的錯誤，此后寫成的評論更觸及道分歧不相為謀的嚴肅問題，乃至于《指要》給了陳寅恪類似曾國藩的待遇，稱某公不稱姓名。其具體論述，頗有與落后舊人劃清界線之意：

 

嘗論封建社會之于平易近，既總持平易近之生產資料，同時復把握其精力包養網資料，此之精力資料，非得御用學者為之主張施設，輒不克不及自圓其說，而招致人之景從。如退之者，正此類御用學者之前茅也，所以退之之道，號為遠年夜，彼并不克不及自為遠年夜，特不過逢迎后來平易近賊之需求，供求相應，而為人應用，姑予推重罷了。韓學若何至宋年夜行，得此數語，如畫龍而點睛，正綽綽然有余。惟這般也，子厚之道，崇平易近至上，斷唐之授命不于天，于其平易近，已為中唐所接收不了，于宋又何看？彼濂、洛諸儒，拘牽六藝，誤解君親無將、天王明圣諸說，以寇讎、土芥乎國民。于斯時也，視平易近如傷之子厚，將避之若浼之不暇，惟看數百年后，以一九四九年之有朝一日，或有人焉，年夜書深入此一平易近字，而顯現其真實意義。[49]

 

據此，陳文所持韓愈為唐宋中國文明傳承元勳之義全不成立，因1949之前，學人所為無非成績平易近賊把握國民精力資料的虛偽施設。[50]惟柳宗元等少數先覺察知君王禮教之偽而謀變革，然終無實績。論述至此，立場已經過于鮮明。在立場、路線這般分歧的情況下，柳宗元和韓愈之間的私家交誼，也值得認真檢討。

 

讀過韓愈所作柳宗元墓志銘之后，章學誠提出過一個魯莽而尖銳的問題：為什么韓愈在有條件的情況下，不出力搭救柳宗元？《指要》之答覆較章之提問加倍尖銳：韓愈發現本身需得跟老友劃清界線，乃彷徨于雪上加霜和仗義出手之間。柳宗元亦早知韓愈非道義至交，故拜託遺文與同志劉禹錫。[51]跟古人一樣，進步和落后的前人之間早有界線劃分。作為新時代的舊人，還需和俱生的舊之局限性劃界。[52]

 

四、繼往迎來

時人批評韓愈是奴隸主，在這種批評的視角之下，年夜多數現代士人都難以自外。章士釗承認，柳宗元也不克不及外于此。[53]一種聰明的斡旋方法乃是在承認舊文明落后之余尋找相對意義上的進步閃光點。跟下編眾多立場鮮明、尖銳亢激的批評可以對比的是，《指要》的上半部門也給不進步但也沒那么落后的舊人留有恕詞：

 

桐城壁壘崇成，尊韓已成百川東之之勢，而黃子終能割尊韓之年夜分以尊柳，庸中佼佼，難能可貴，此誼愿與知言正人共凜之。[54]

 

摯父第一評，全為應付看溪而設，意謂桐城正統，不應對先輩評騭，持分歧意見；其將似子長推到山川記、辨諸子諸作，亦不至獲咎看溪，以詣極之文如此，固看溪自作評柳語也。繼而思之，恐輿論終于不許，又決然下斷如第二次評。嘻！摯父為桐城末流之篤厚正人，因躓頓于前后兩時代、抑正負兩方面之夾路中。[55]

 

引文中的黃式三（1789-1862包養網比較）、吳汝綸（1840-1903）兩人并非普通受桐城、韓文籠罩的文人，而是于經史文獻卓有基礎的學者。吳氏點勘之書，《指要》多有參考。二氏未便公開跟輿論、家法決裂，遂韓柳并重，已顯示出良知地點。故曰舊人即為舊學所限，其個人才德之優長終不成掩，大家救國思惟亦容有鳴放之權：

 

嘗論人有救國思惟，乃己與國家之直接連誼，不許第三人于焉間執，固不問此第三人之身分何許也。如杜甫平生忠憤，以言扈圣，至蹉跎效小忠之機會且無有，而其詩忠愛悱惻，至流落以逝世而不悔也如故。[56]

 

《指要》于1966寫成后，章士釗謙虛地說本書是繼往不開來之作，[57]亦即絕不敢以柳學贊襄新中國精力教導的意圖。考慮到下面三段引文都取自《指要·上編》的前半部門，假如說這些話是論者在氛圍相對寬松之時的偶爾放言，[58]那么貫穿全書的對禪讓問題的討論，就是章氏迎接新社會和將來之新新社會時所不得不言者。禪讓問題的引子，是《指要》對當時正面人物曹操（155-220）的討論：

 

或謂：曹操何德于平易近，而平易近歸之？曰：子厚此類文字中之所謂德，乃天演之德，與后世倫理學家所下細針密縷之定義有異。如《貞符》篇云： “厥初罔匪極亂，而后稍可為也，然非德不樹”，此所謂德，乃極亂之后稍有可為之德，換而言之，即人類初期定亂之需要施為，在天演中可名為德，律之進化高程則否。惟割據荒亂、人類退進生初蠻性時亦然。此若使韓退之暗記《原道》一文，逆數社會進程，因此超出禹受之舜，舜受之堯以上，是將曰：此德其所德，非吾之所謂德也……，吾嘗流連詠嘆于子厚《伊尹五就桀贊》一文，其所為贊曰： “彼伊尹圣人也，圣人出于全國，不夏、商其心，心乎生平易近罷了”，此心乎生平易近云者，即吾所標國民本位思惟。吾又嘗怪伊尹此一思惟，在后來賞嘆子厚《五就桀贊》諸文人中，都從來不生根蒂……，蓋子厚、化光[59]輩，其著眼在國民，所謂曹氏利汝，吾事之，斯乃誠實信誓之語；倘曹氏真能愛平易近，孔明應即從國民之后，而歸心于曹，安有蜀決不克不及事魏之理？[60]

 

舜禹禪讓是曹丕（187-226）得位之后稱道的故事，按柳宗元所說，常被引為丑事笑談。[61]章士釗應用天演道理為之辯護，并順勢貶抑了韓愈代表的儒家境統觀念。凡能理亂安平易近者，天然就有了統治者的德性，具有國民本位思惟的士人天然也承認這樣的人物，普通文人之毀譽可以不顧。舜禹夏桀曹劉誰做主，比擬士人所判斷的安平易近之次序，已經屬于主要問題。上溯今文學的孔子素王論，即是 “身不得位，而心息息與生平易近相通”之謂，故《舜禹之事》亦 “指明受禪者必先與平易近習，深相浹洽，然后登壇而事成”，在舊學舊人中誠屬很是罕見之論。[62]之所以專注這一很是之論，是因為新潮愈發熾烈的時刻，舊學舊人之個別的、私家的長處在年夜義眼前是蒼白的，一切相對的進步之處也能夠今天就落后了。想要立穩，須得看清、跟住一條權衡進步的固定標尺——這一標尺可以從《舜禹之事》中發現嗎？

 

這也許是章氏在寫作時獨一的選擇。對禪讓問題的論述這般主要，不僅《指要》66年稿視之為古為今用的平易近主立本之論，71年稿序文也說：

 

一九四九年后之柳文突起，乃出于內外形勢之天然而然，并不由何人強迫招致。仔細思之，倘中唐絕無子厚其人，而此時欲得一士，作為承先啟后、并裨輔毛主席著作之自然準則，勢且通涉歷史，旁皇無所措手足。從來考古任務，不無奸偽羼雜其間，然往往真者偽之，偽者真之，中間任務，純駁紛歧，如晏元獻否認《舜禹之事》，乃是特年夜著例……，元獻木然不知，致真文而驟偽之，全國烏乎信？[63]

 

在《指要》66年和71年兩次定稿期間，章士釗親見劉少奇（1898-1969）掉勢，心緒復雜——劉氏本來是《指要》預期的讀者之一。[64]在復雜的外境和心情感化下，章氏在引文中不由感嘆真偽長短，歷來難以確定。他只能盼望，在“裨輔毛主席著作之自然準則”的共識當中，《舜禹之事》的價值仍然可以保證，作為相對進步的舊學舊人繼往迎來之中介。71年稿《指要》特地參加一段文字再論《舜禹之事》，其間引述王世懋（1536-1588）解李白（710-762）《遠別離》意指之言曰：

 

先是肅宗即位靈武，玄宗不得已稱上皇，迎歸年夜內，又為李輔國劫而幽之，太白憂憤而作此詩，因今度古，將謂堯、舜事亦有可疑……，古來原有此種傳奇議論，曹丕下壇曰：舜禹之事，吾知之矣，太白故非創語，試以此意尋次讀之，自當手舞足蹈。

 

釗案：自有柳文以來，讀得通《舜禹之事》者，曠代并無幾人，不意元美之弟麟洲，能從太白《遠別離》詩篇，發布右一偉論。夫太白前于子厚時代，亦不過半世紀耳，不知子厚著手論著，曾遭到此天末詩人之影響否？[65]

 

《指要》上編出現過將《離騷》和柳文之 “離”解釋為“求近君而不成得之迫切反應”（當然也是一種自發的救國思惟體現）的例子。[66]該部門還認為，無論上述憂心包養多么急切，至于求逝世、偷生，也無關年夜勢。所謂 “樂逝世、幸生，相往無幾，蓋歷史為鐵板注腳，凡個人之思致，不論激隨舒憤，都絲毫轉動不得。”[67]由此觀之，上述引文當然依靠有具體的對時局的憂慮，此中人物也有具體的暗射對象（皆不易坐實），但是更多是一種共情柳宗元等前人的挫敗感。此處之前人，特指前文所及屈原、李杜、柳宗元等“不得于君而熱中”的人士。就像引文中的李白化用 “舜禹之事”暗面諷刺當時發生的“舜禹之事”一樣，章氏也難免對《指要》前文柳宗元筆下幻想的 “舜禹之事”見解動搖。長短善惡之準歷來變化甚快。不秉史權而進退古古人事，制作《指要》的章氏在人生最后，生出悔意。[68]

 

士人盼望道出于一，需求看到一種穩定的標準，進而在此標準下摸索新環境中相對穩固的保存和發言空間。對于章士釗而言，上述標準一度乃是明包養網確可見的。 “《毛選》成為獨一典範，君師合一，言出為經。”[69]66年之后的經驗，讓他有了 “長安不見使人愁”的感觸感染。

 

五、結語

近代聞人章士釗文章、政論風行清季平易近初，自命與嚴復、梁啟超并列為“以文字攄寫政治，跳蕩于文壇，力挈全國而趨者”。《柳文指要》原有題為《柳子厚生于本日將若何？》的掃尾之作，然眼見反動爆發，遂放棄置進66年版書稿當中。[70]該書并不是簡單的老年消遣之作，而是代表部門舊人釋放給新社會政治精英的信號，有證明舊學當代價值的意圖。前文起首結合章氏在49年前后的文字，解說了他在政權嬗替時期調整發言姿態；其次剖析《柳包養網價格文指要》揚韓抑柳的內容，提醒章氏揚棄落后舊學、發明進步舊學以逢迎時下需求的種種技能；最后摸索《指要》讓進步舊學古為今用，為舊人在趨新世變中尋找保存空間的旨趣。隨著更多文獻的發現，我們對于舊文明在當時的存在樣態以及歷史地位，必將會有完全的認識。成此一簣之功，是本文的幻想目標。

 

根系生在舊時代的人們有本身的歷史，在變化之中也有本身的獨特判斷和議論。[71]牟宗三（1909-1995）推測其師在歷史急流眼前行權的心情是： “能把孔子保住就可以了。”[72]熊氏老友蒙文通（1894-1968）也有類似意圖： “既要看到他的思惟的落后面，即局限性；也要做到不苛求于前人，而看到孔子思惟中進步的一面……，漢、宋儒者之所謂微言，都是孔子所謂權的一部門。”[73]此前柳詒徵（1880-1956）從1947年之 “禮俗史”轉進51年之“國民生涯史”的寫作，[74]或也是有取于熊氏的建議：掃蕩漢后家全國之奴儒，開史學新路。[75]這幾位學人的位置和話語權無法跟《柳文指要》的作者比擬，然歸于勿用則一也。[76]“柳子厚生于本日將若何”，顯然是一個開放的問題。

注釋：
 
[1] 章士釗曾在毛澤東（1893-1976）之師符定一（1877-1958）往世后，于1959年擔任中心文史研討館第二任館長。1951年該館成立之際，章士釗、葉恭綽（1881-1968）和柳亞子（1887-1958）是三位副館長。考慮到葉恭綽在58年任代表館長不到一年就被打成左派，上述經歷更能體現出章氏的位置。參中心文史研討館編：《中心文史研討館館員傳略》（北京：中華書局，2包養網001年），第1-13頁。
 
[2] 郭華清：《寬容與妥協 章士釗的調和論研討》（天津：天津古籍出書社，2004年）；森川裕貫著，袁廣泉譯：《政論家的自持：章士釗、張東蓀政治思惟研討》（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書社，2017年）；Leigh K. Jenco, Making the Political: Founding and Action in the Political Theory of Zhang Shizhao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3] 前述諸書無論，資深的章士釗研討者鄒小站出書過兩部章士釗傳記，對于其人暮年情況都未做太多討論（后出一書稍多），參《章士釗傳》（鄭州：河南文藝出書社，1999年）；《章士釗》（北京：團結出書社，2011年）。這種現象反應的是，邊緣的、被放棄的思惟選項從頭獲得關注，需在日漸寬松的環境中經歷一個過程。Jenco在其研討中已經留意到了這一點，參Making the Political: Founding and Action in the Political Theory of Zhang Shizhao，pp. 7, 223-224.
 
[4] 文匯版《章士釗選集》在收拾精度和收文范圍方面都有待進步，《柳文指要》有過數次增改，因底稿、進呈本不得而見，此中新聞也無從得知。這是文獻匱乏所帶來的困難。別的，《指要》自己也讓讀者很難感性地審視該書，它作為資料書遭到過重視和應用，作為著作卻被多位名家視作逢迎時風之劣作，參郭華清：《《柳文指要》研討回眸———寫在《柳文指要》出書四十七年之際》，《青海師范年夜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40卷第2期（2018年3月），第91-100頁包養。
 
[5] 據1971年的後記可知，增補的是有特定意味的末卷，具體何時補上難以確定，參章士釗，《柳文指要·再跋》，《章士釗選集》卷10（上海：文匯出書社，2000年），第1654頁。下文援用簡稱《指要》，《選集》。
 
[6] 甚至文自己也絕不克不及懂得成集部著作之文，而是經史子論理紀事效能無所不包的著作之文，這個定義得之于章學誠（1738-1801）的啟發，參《指要·下編通要之部序》，《選集》卷10，第998頁。《指要》對章學誠、王闿運（1833-1916）等人物特別友愛（生怕不單是出于同鄉同姓之故），評論文廷式（1856-1904）、湯國梨（1883-1980）等人又特別尖刻，具體緣由能夠需求更多文獻表露才幹探知。
 
[7] 撰寫《建國之路》、《中國——感性之國》的梁漱溟（1893-1988）也可以跟這兩位對比。惟梁氏更少依托傳統文本立論，並且非常謹慎，沒有流布本身的文稿。曹聚仁（1900-1972）暮年有著作之意，身后亦有《中國學術思惟史隨筆》結集出書，殆與《指要》同屬告別國故之作。
 
[8] 例如巨贊（1908-1984）法師遺掉不見的《新釋教概論》，參朱哲：《巨贊法師選集序》，支出《巨贊法師選集》（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書社，2008年），第11頁。
 
[9] 《致毛澤東》，《選集》卷8，第88頁。
 
[10] 愛新覺羅·溥儀：《我的前半生（不決稿）》（北京：群眾出書社，1962年），第1頁。
 
[11] 章同：《周恩來與政協文史資料任務》，《文史精華》第225期（2009年2月），第13-22頁。
 
[12] 當然在《柳文指要》里面（尤其是下半部門），章氏就不得不這么做了。對比《指要》和下文摘引的論述，例如士正人政治和禮教虛偽論，反差感很明顯。
 
[13] 章士釗：《安寧全國議》，《地理臺》1947 年第1卷第1期 ，第14-15頁。
 
[14] 章士釗：《憲政與吏治（中）》，《地理臺》，1947 年第1卷第3期，第14-22。
 
[15] 章士釗：《憲政與吏治（下）》，《地理臺》，1947 年第1卷第4期，第22-23頁。
 
[16] 章士釗：《憲政與吏治（中）》，《地理臺》，1947 年第1卷第3期，第20頁。
 
[17] 《全國包養網心得事：立法院陳副院長立夫列席世界重整品德會議在洛杉磯會議場與該會發起人布雪門合影》， 《南京中心日報周刊》1948年第5卷第5期，封2頁。關于1948年這一時間點，以及該會議的歷史佈景，參見陳學然、張志翔：《文明冷戰：“品德重整運動”的意識形態整合 (1948—1979)》，《南國學術》第13卷第2期（2023年4月），第270-293頁。
 
[18] 章士釗：《世界品德重整問題》，《中華》1948年第1卷第2期，第4-6頁；章士釗講，章學良記：《世界品德重整問題》，《國立暨南年夜學校刊》，1948年復刊17-18，第21-22頁。
 
[19] 章士釗：《憲政與吏治（中）》，《地理臺》，1947 年第1卷第3期，第19頁。
 
包養網[20] 《疏黃帝魂》，《選集》卷8，第207-208頁。
 
[21] 根據上引文獻，有論者把 “不敢僅以草澤好漢視師長教師”判斷成章士釗當時編譯《孫逸仙》以宣傳反動的時候就有的設法。參川尻文彥：《孫中山平易近主共和思惟再考：以宮崎滔天《三十三年之夢》與章士釗《孫逸仙》為線索》，支出潘朝陽主編，《儒家境統與平易近主共和》（臺北：國立臺灣師范年夜學出書中間，2017年），第83頁。但我認為，章氏是到了寫這段話的時候，才決心強調本身的這一先見之明。
 
[22] 《書吳樾狙擊五年夜臣事》，《選集》卷8，第179-180頁。
 
[23] 《疏黃帝魂》，《選集》卷8，第216-217頁。
 
[24] 個案研討參本書第八章。限于文獻，很難確定晚清時期的改革儒學以改革政治的風氣若何影響了章氏。熊十力剛好是一個能間接反應晚清-共和國伏流的參照物。
 
[25] 《指要·辯鹖冠子》，《選集》卷9，第177頁。
 
[26] 關于糅合子、史、新知的策論若何影響士林，參楊國強：《甲午乙未之際：清流的重起和劇變》，《衰世與西法：晚清中國的舊邦新命和社會脫榫》（北京：中華書局，2014年），第258-307頁。關于公羊學變體的政治表達，參茅海建：《戊戌時期康有為、梁啟超的思惟》（北京：生涯·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21年）。
 
[27] 《指要·辯列子》，《選集》卷9，第149頁。 “中國之所謂九流，乃八流與一流為難，而自尋前途，換而言之，即道、墨、名、法諸家，分歧與儒家為仇，而欲摧陷澄清之也，此其義，至清末陳蘭甫恍有所得”，顯然，這里的陳澧（1810-1882）就沒有撰寫《孔子改制考》捅破窗戶紙的康有為那么進步（在別的的處所，反對今文學的陳澧成為了落后的，參《指要·古文與讀書幾多之連誼》，《選集》卷10，第1425）。同樣的，康有為又沒有反動黨進步。
 
[28] 《指要·辯列子》，《選集》卷9，第150頁。
 
[29] 《指要·陸文通師長教師墓表》，《選集》卷9，第219，226頁。章士釗擁有非常幻想的研討資料條件，而他在撰寫這段話之前能否參考過蒙文通（1894-1968）的《儒學五論》（1944）？無從得知。
 
[30] 《指要·游黃溪記》，《選集》卷9，第658頁。此處“君平易近系統”盼望強調的是君主政治之權力的來源問題。在此略作疏浚，可知章氏意在告訴讀者，中國前人跟歐洲近代思惟家一樣，產生了有平易近約而有國家的政治學思惟。平易近約及此中國表述形態，剛好是章士釗早年即關注的焦點議題，參Jenco, Making the Political: Founding and Act包養網心得ion in the Political Theory of Zhang Shizhao, pp. 53-58.
 
[31] 好比章學誠就以跟《封建論》類似的方法體會到了這個真諦，哪怕他沒有充足意識到這一點，參，《指要·章實齋原道篇書后》，《選集》卷10，第1048-1050頁。
 
[32] 參考該書批評包世臣（1775-1855）、焦循（1763-1820）說柳宗元因襲《荀子》、《呂覽》之語，《指要·包慎伯之于柳文》，《選集》卷10，第1211頁。
 
[33] 《指要·答劉禹錫天論書》，《選集》卷9，第735頁。
 
[34] 卞孝萱口述，趙益記：《冬青白叟口述》（南京：鳳凰出書社，2019年），第50-73頁。
 
[35] 書中相關文獻的周全收拾可參郭華清：《論《柳文指要》的揚柳抑韓》，《青海師范年夜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43卷第1期（2021年1月），第89-103頁。是篇對論者的言外之依靠未加申論，故論者之言和內在風氣、歷史環境的關聯析之未澈，本文將加以補充。
 
[36] 《指要·報袁君陳避師名書》，《選集》卷9，第851-852頁；《指要·湖南文風》，《選集》卷10，第1372頁。后一處引述列出所引之具體篇名（《圣哲畫像記》），隨后的評論，就帶有批評曾國藩妄以桐城名義范圍湖南文學的意味。
 
[37]《指要·䄍說》，《選集》卷9，第605-606頁。
 
[38]《指要·答元饒州論政理書》，《選集》卷9，第790，791，793-794頁。
 
[39] 前注所引篇目（第791頁）岔進一句 “夫潁濱，冬烘也，但所述新法流弊，無一字不實”，能夠是有鑒于當時左傾問題而發，文獻缺乏，難以坐實。
 
[40] 《指要·為王戶部陳情表》，《選集》卷9，第939-940頁。
 
[41] 章太炎：《書秦蕙田《五禮通考》后》，支出馬勇收拾：《章太炎選集·太炎文錄補編》（上海：上海國民出書社，2017年），第668-669頁；章太炎：《書曾刻《船山遺書》后》，《章太炎選集·太炎文錄續編》（上海：上海國民出書社，2014年），第120頁。
 
[42] 《指要·為京畿長者上府尹乞奏復尊號狀》，《選集》卷9，第968頁。
 
[43] 參郭華清：《從《柳文指要》看章士釗暮年的禮樂觀》，《廣東社會科學》2021年第1期，第119-129頁。
 
[44] 《指要·為京畿長者上府尹乞奏復尊號狀》，《選集》卷9，第968頁。
 
[包養網價格45] 《廣州集》，《選集》卷8，第101頁。
 
[46] 陳寅恪：《論韓愈》，《歷史研討》1954年第2期（1954年10月），第105-114頁。根據陳氏高足的記述，此文作于1951年冬，意在說明韓愈辟佛旨在反對印度傳來的落發生涯風氣，“至其保衛中國文明社會之固有軌制，固不辟也”。（蔣天樞：《陳寅恪師長教師編年紀輯（增訂本）》，上海：上海古籍出書社，1997年，第150頁）結合寫作時間來看，帶有在新時代保留舊文明的意圖。當時不少舊人都有這樣的設法。可是，毛澤東《別了，司徒雷登》之斷語顯然氣力要年夜得多：“唐朝的韓愈寫過伯夷頌，頌的是一個對本身國家的國民不負責任、開小差逃跑、又反對武王領導的當時的國民束縛戰爭、頗有些‘平易近主個人主義思惟’的伯夷”。（《新華社電訊稿》，第441期，1949年8月19日，第237-239頁）陳文發表之后，多數的韓愈批評（有的也針對陳文而發，如黃云眉：《讀陳寅恪師長教師論韓愈》，《文史哲》1955年第8期，第23-36），包含文中章氏批評陳文的言說，皆在“別了”的延長線之上。到了《柳文指要》撰成前后，韓愈的負面抽像更是廣受認定。前及黃氏1955年文尚屬學理討論，至1969年所作《韓愈柳宗元文學評價》之《引言》（噴鼻港：龍門書店，1969年，第1-3頁），已不克不及維持在學言學的姿態。氛圍變化和韓愈負面化的問題，在此不用多作介紹。此時章士釗更主要的任務是“保住柳宗元”，詳見下節討論。
 
[47] 《指要·送文暢上人登五臺遂游河朔序》，《選集》卷9，第597-598頁。承高超提醒，王汎森已留意到《吳宓日記》中的一則記載，陳氏在1961年的暗裡談話中，表現反對當時對蘇一邊倒的交際戰略（《時代關懷與歷史解釋》，《古今論衡》第23 期（2011年），第12頁）。《論韓愈》一文確是背靠華族本位，主張順從夷風。刻深論之，文中所述韓愈所順從的印度落發風俗，不無暗射新社會家庭倫理觀念的意味。章士釗之批評，同樣能夠有針對陳文微意之專心——既然外來的是先進的，那國人就沒有來由用平易近族本位來推諉不接收。不過，隱微的交鋒通過明面上的韓文解讀。本文著重剖析章氏立論自己，限于篇幅，諸多微意只能引而不發。
 
[48] 特別需求留意的是，《指要》正面表揚的“新學”人物康有為、嚴復，同樣是遭到官方認可的有相對進步性的抽像，參毛澤東：《論國民平易近主專政》（北京：國民出書社，1949年），第3-4頁。
 
[49] 《指要·辟韓余論》，《選集》卷10，第1275頁。引文本第下文，再次暗示陳寅恪所見甚至不如嚴復。
 
[50] 即“意識形態國家機器”一部門，參路易斯·包養網阿爾都塞著，吳子楓譯：《論再生產》（西安：東南年夜學出書社，2019年），第173-180。
 
[51] 《指要·章實齋論韓不援柳》，《選集》卷10，第1281-1282頁：“吾揣此時退之所取態度，能夠有三種：一、擁護武陵，參加營解，二、坐視不救，不加能否，三、反而擠之，又下石焉。夫以道誼言，子厚于退之，友也，為友故，應取第一義。又以政治言，子厚于退之，敵也，為敵故，應取第三義。退之于時再四思維，考慮于友與敵之間，而中立焉，因采第二義，解除此同心專心理上之迷惑。”
 
[52] 1949年之前，包含柳宗元在內的先進舊人都沒法防止，例見《指要·唐代封建社會下之奴隸制》，《選集》卷10，第1073頁： “唐代之奴隸制，直與有唐國命相終始，唐文中曾未見何人動議，為之透澈改造。此子厚亦不克不及辭其責，并非區區駁復讎，及取贖受質男女所得遮蔽了事。陋哉文道希之流！推其識量，復何足與議及此？噫！中國之奴隸制，遷延復遷延，自公歷八百十九年子厚謝世，以致一千九百四十九年束縛戰爭勝利，而始剔除凈盡，子厚有靈，應在地下為浮一年夜白。”
 
[53] 《指要·與蕭翰林俛書》，《選集》卷9，第706頁。并參前注引文。時人指的是王蕓生（1901-1980），他在1963年于《新建設》上刊有論韓之作兩種。
 
[54] 《指要·先侍御史府君神道表石背先友記》，《選集》卷9，第305頁。
 
[55] 《指要·段太尉逸聞狀》，《選集》卷9，第203頁。
 
[56] 《指要·南府君睢陽廟碑》，《選集》卷9，第191頁。
 
[57] 《指要·跋》，《選集》卷10，第1653頁。
 
[58] 這三條議論在于強調私家的質量和情感，而在本書下半部門可以看到反動事業高于私家情感、年夜義高于細節的態度，以及由之而來的，加倍刻薄的評價標準，參《指要·書韓退之柳子厚墓志銘后》，《選集》卷10，第1278頁。
 
[59] 本句上文岔進了蘇軾（1037-1101）評柳宗元的政治同志呂溫（化光，771-811）之文字。
 
[60]  《指要·舜禹之事》，《選集》卷9，第490，491，499頁。
 
[61] 其時某柳文注本就認為，這是后代儒生丑詆法家正確路線的表現，參柳宗元著，年夜連紅旗造船廠 年夜連鋼廠 遼寧師范學院柳宗元詩文注釋組注：《柳宗元詩文選注》（沈陽：遼寧國民出書社，1974年），第39頁。
 
[62]  “平淡”的舊派迂儒吳汝綸就以此義為很是可怪者，而此很是之論，在進步的柳宗元看來是常言，參《指要·乘桴與堯舜禪讓》，《選集》卷10，第1568-1569頁。
 
[63] 《指要·下編通要之部續序》，《選集》卷10，第999-1000頁。
 
[64] 為斡旋此事，章士釗至多給毛、劉都寫了信。給毛澤東寫的信以及此后章士釗所收到的劉少奇之資料，今朝都無法看到，參章含之：《位卑未敢忘憂國——記父親章士釗暮年與毛澤東的書信往來》，《統一論壇》，2001年第1期，第58-62。給劉寫的長信見《致劉少奇》，《選集》卷8，第418-419頁。
 
[65]  《指要·舜禹之事》，《選集》卷10，第1600頁。
 
[66]  《指要·曹溪第六祖年夜鑒禪師碑》，《選集》卷9，第194頁。
 
[67]  《指要·連州員外司馬凌君權厝志》，《選集》卷9，第253頁。文中化用包養了《趙烈文日記》中趙氏勸曾國藩不要尋短見的內容（樂逝世、幸生，相往無幾）。當然，再一次隱往了曾國藩的名字，意圖暫時無法推斷。
 
[68]  《指要·王壬秋評柳》，《選集》卷10，第1642頁。《湘軍志》作者王闿運初讀柳宗元批駁韓愈修史有人禍天刑之論，深感愉快，仔細一想又覺得不對，因柳宗元真出任史官也未必能直筆無忌。章士釗判斷這是王氏著書被謗的自懺之言，予包養以同情。這似乎是《指要》全書獨一一處韓愈不完整錯，柳宗元不完整正確的處所。
 
[69]  《指要·跋》，《選集》卷10，第1652頁。
 
[70]  《指要·跋》，《選集》卷10，第1651頁。
 
[71] 徐復觀：《徐復觀談學術與政治的關系（節選）》，徐武軍等編：《徐復觀選集 儒家思惟與現代社會》（北京：九州出書社，2013年），第266頁。
 
[72] 牟宗三：《熊十力師長教師回想會講話》，支出林日盛編：《牟宗三師長教師選集》第23冊（臺北：聯經出書事業股份無限公司，2003年），第289-290頁。
 
[73] 蒙文通：《孔子思惟中進步面的探討》，支出蒙默編：《蒙文通選集一·儒學甄微》（成都：巴蜀書社，2015年），第17, 25頁。
 
[74] 柳詒徵：《《國民生涯史》研討草目》，支出楊共樂等編：《柳詒徵文集》卷11（北京：商務印書館，2018年），第418頁。
 
[75] 熊十力：《覆柳詒徵》，支出劉海濱編：《熊十力論學書札》（上海：上海古籍出書社，2019年），第165-166頁。
 
[76] 馬一浮：《檐曝雜興（其三）》包養行情，支出吳光主編：《馬一浮選集》第3冊（杭州：浙江古籍出書社，2012年），包養第476頁：“八儒三墨枉爭鳴，捭闔縱橫一世傾。那識同坑無異土，從來凡圣等空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