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時代的岔路上指點山河——鮑鵬山《風流往》讀札
作者：劉強
來源：作者授權儒家網發布，原載《美文》2023年第1期
一
《風流往》是一本不易評價的書。當我決定放下累贅，重讀這本書的時候，這種感覺尤為強烈。說它欠好評價，緣由當然良多，但一個相當主要的緣由是，這本書是經過了長達十余年的“迭代”和“化合”反應，而終于成為一個“現象”進進讀者視野的。此中所蘊含的內容與情勢的“里應外合”、文學和思惟的“相愛相殺”、作者、編者與圖書市場的“互動雙贏”等一連串文明效應，使這本書無形之中逸出了通俗讀物的觀看閾值和評價區間——這生怕是其作者也始料未及的。
話要從頭說。上個世紀九十年月末，中國文明界和思惟界尚不像現在這么平淡和零落——一個過分尋求格局化的時代經常會形成對創造力的壓抑和戕害而不自知——那時，承續八十年月的思惟文明復興之緒余，總是不斷有“現象級”的人和事冒出來，惹起公眾的圍觀和熱議。就散文領域而言，哀榮備至的王小波和異軍崛起的劉亮程，都分歧水平地掀起過閱讀和批評的熱潮，而比擬之下，余秋雨喧囂一時而媚態實足的所謂“文明年夜散文”早已滿足不了知性讀者的閱讀等待——從某種水平上說，讀者的成長往往比作者要快，那些隨時準備成為作者的讀者尤其這般。
就是在這個節骨眼兒上，陜西西安一本剛創辦六年的散文類雜志，開始陸續註銷一位“未名人”的系列散文，從1998年開始，連續給他開了三年專欄。這本雜志，就是賈平凹主編的《美文》；而這位“未名人”，就是《風流往》的作者鮑鵬山。
2000年，東方出書中間將鮑鵬山最早發表的系列專欄文章冠以《寂寞圣哲》之名出書，賈平凹在《序》文里這樣寫道：
敢談圣賢，絕不是雞零狗碎的人要干的事，但要寫得不是所謂很學術的書，又不是那種內幕文字，卻不是誰都可以得心應手的。本書的尖刻得之于寬博，風趣得之于聰明，恣肆得之于安詳，尤其內力的張合俯仰，語言的頑勁皮性，是我接讀書稿中最好的一位，這本書使圣賢庸行，年夜人警惕，使我們包養網站不知不覺而知覺。……
從后來的情況看，《美文》堪稱是鮑鵬山的伯樂，一本雜志所能給予一個“未名人”的一切恩情和榮寵，《美文》幾乎都毫無保存地給了鮑鵬山。細心的讀者應該了解，我說的還不是情勢層面的東西，更多的是指對其“頑勁皮性”的寬容甚至是縱容——這對于鮑鵬山來說當然是幸運，但對于一本雜志來說，何嘗不是一次冒險？
1998年，鮑鵬山35歲，已背井離鄉、浪跡高原十余年，恰是荷戟徘徊、好漢無用武之地的光景，一朝利器在手，焉得不顧盼自雄，殺氣雄邊？猶如一位塞外獨行多年的刀客，鮑鵬山圖窮匕見，百步穿楊，竟把《美文》當作了不用擔心射偏的靶子，擺佈開弓，彈無虛發，文章一篇篇發表，名氣一天天壯年夜，年夜有指點山河、揮斥方遒之概。以致于有人也把他放進當時炙手可熱的“文明年夜散文”中往論列了。
但是這時尚無《風流往》。嚴格說來，彼時的鮑鵬山，聲名和影響力仍然處于“野蠻生長”的邊緣狀態。印象中，直到2001年鮑鵬山調離青海，移居上海，他的人生“山海經”才真正進進到鯤鵬展翅、扶搖直上的華彩樂段。2006年，中國青年出書社發布鮑鵬山的“思惟的歷史”三部曲（《天縱圣賢》《彀中好漢》《絕地生靈》），無疑是一個值得留意的標志性事務，這三本書不惟是《美文》雜志系列專欄文章的總體展現，也意味著鮑鵬山的寫作事業進進到了主流文明平臺的“包裝營銷”階段。與此同時，鮑鵬山開始在上海圖書館、上海電視臺等公眾平臺頻頻表態，將其多年蘊積的知識、學養、才氣和情懷盡情展露。這時候，人們才發現，原來鮑鵬山不包養ptt僅能“寫”，還能“說”！
終于，一個以“說”有名的舞臺向鮑鵬山發出了邀請。2008至2010年，鮑鵬山屢次登上央視《百家講壇》，先后主講《新說水滸》系列和《孔子是怎樣煉成的》數十集，一時好評如潮，人氣直逼易中天。就這樣，從青海到上海，又從上海到北京，鮑鵬山完成了文明傳播學意義上的兩次“華麗轉身”。此時的鮑鵬山，真可用“才氣縱橫，運氣爆表，霸氣側露”來描述了。
也就在此時，嗅覺靈敏的中國青年出書社當機立斷，將“思惟的歷史”三部曲化零為整，盛大發布了一部更具視覺震動力和市場沖擊力的年夜書——《風流往》。現現在，這部有點類似“拼多多”的傳統文明暢銷書，差未幾成了鮑鵬山的第一代表作，十余年來暢銷不衰，有的文章還被選進國家統編教材。別忘了，那一年是2009，距離青海時期的鮑鵬山在《美文》表態剛好十年。
從年夜眾傳播學的角度看，《風流往》的書名起得實在是妙，就如鮑鵬山的本名一樣，基礎上屬于“只此一家，別無分店”。“風流往”，起首讓人想起辛棄疾《永遇樂·京口北固亭懷古》詞中的名句：“風流總被、雨打風吹往。”接著還不難產生一個令人浮想聯翩的“歧義”：猶如“吃茶往”可與“往吃茶”互文，這“風流往”三字是不是也有點兒誘人“往風流”的魅惑勁兒？于是乎，“三千年來浪淘盡，一聲嘆息風流往”——封面上的兩句“廣告詞”吸引了眾多歷史文明愛好者的眼光也就絕不希奇了。
二
說《風流往》不易評論，還有一個很主要的緣由，就是鮑鵬山也算得上是一位“風流人物”，假如不是他自己親自操刀，實在也很難捉住其特質，展現其神情，盡顯其“風流”。更何況，《風流往》的作者雖然也叫鮑鵬山，卻又不盡是我二十年來在上海結交并引以為同志的鮑鵬山——兩者雖有基因生物學意義上的“重影”情況，但畢竟不是完整“重疊”。根據“茍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古訓，不僅鮑鵬山在這二十年里“日新月異”，就連作為讀者的我，又何嘗沒有變化呢？好比，這次重讀《風流往》，我就清楚覺得，當年讓我倍感震動的一些段落，現在似乎做了“減震”處理；而當年令我拍案叫絕的句子，現在竟讓我覺得要為作者捏上一把汗了！西哲說：“人不成能兩次踏進統一條河道。”良有以也！
我這么說，一方面是想表達，書里書外其實有兩個作者——明天的鮑鵬山已經完成了對《風流往》的跨越，所以，假如我表達了對此書某些段落的些許不滿，完整可以當作是對作者的一種贊美來看。另一方面，書里書外當然也有兩個讀者，明天的我盡管可以飾演一下鮑鵬山的批評者，但我更想說的是，良多作者已經被作為讀者的我甩失落了，我卻一向甩不失落鮑鵬山。
這么饒舌地說了半天，其實是想為這篇文章設置一個價值中立的“錨點”，這也是我作為“獨立書評人”一貫秉持的原則和立場。不過，盡管這般，我還是想開門見山地表達我對這本書的基礎評價。我要說，這本《風流往》，集中體現了鮑鵬山的“涉獵之廣、用功之勤、格式之年夜與氣魄之雄”——真要排座次，他的其他書，生怕是不得不“讓一頭地”的。
據我所知，單就讀書而言，鮑鵬山起步甚早，手眼頗高。記得有一次閑聊，鮑鵬山告訴我：他在讀年夜學時，就買了余嘉錫師長教師的《世說新語箋疏》反復閱讀。說者無心，聽者有興趣。這句話對我的“打擊”其實很年夜，因為余著第一版于1983年，而這一年，在安徽師年夜讀書的鮑鵬山只要20歲，就算他是1985年年夜四時才讀此書，也才22歲。要了解，余師長教師此書學術價值極高，中華書局包養感情的簿本又是繁體豎排，旁征博引，以文獻考據見長，普通讀者經常看而卻步，我是研討生時因為做論文的需求才開始閱讀，當時已經28歲了——這差距不是普通的年夜！就憑這一點，便可看出鮑鵬山早年讀書既無禁區，更不功利，孔子所謂“學如不及，猶恐掉之”，他是配得上的。當良多年夜學生還在風花雪月的時候，鮑鵬山可以坐在教室里徹夜閱讀《史記》，且于冥冥之中和太史公發生了默識心通般的“量子糾纏”！所以，我們才幹在《風流往》中看到他從先秦到魏晉一路寫來，舉凡思惟家如老、孔、墨、孟、莊、荀、商、韓、董、王，文學家如屈原、賈誼、司馬相如、司馬遷、揚雄、嵇康、阮籍、陶淵明、謝靈運，政治人物如李斯、張良、陳平、晁錯、李固、諸葛亮，人物群像如仲尼門生、黨錮群英、建安義士、魏晉名流等，無不娓娓道來，如數家珍，月旦陽秋，顧盼生姿。
盡管作為中文專業現代文學史教學的同業，我很明白鮑鵬山涉足現代思惟家的書寫，與中國文學史的課程教學不無關系：現代文史哲不分，所以思惟史上的大師，天然也是文學史上的經典作家，特別是在中古史以上，文學史和哲學史有著大批的重疊和互文現象。可是捫心自問，即便在我年夜學從教18年后的明天，《風流往》中觸及的思惟人物和經典作品，我本身都曾做過“地毯式”的研讀并寫出帶有個人特點的文章了嗎？坦率說，謎底能否定的包養價格ptt。你可以說本身沒有趕上《美文》這樣的“伯樂”，但你總要像孔子說的那樣，“不患人之不己知，求為可知也”吧？換句話說，假如你不預計“退而結網”，那么也就不要說什么“臨淵羨魚”！尤其是，鮑鵬山在九十年月就開始閱讀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萊因霍爾德·尼布爾的《品德的人與不品德的社會》，以及黑格爾、池田高文等外國學者的著作，就更是令我自慚形穢了。要了解，那個時候的鮑鵬山，還只是青海邊陲一名通俗的青年教師，很能夠還時常為生涯、愛情、學歷、職稱等等“無明煩惱”所困擾，他憑什么就能不成一世地吞吐古古人物、指點中外山河了呢？思前想后，生怕只能找到一種解釋，那就是在“少壯當打”之年，鮑鵬山早已像他的名字一樣立下了鯤鵬之志，絕不甘栗六庸才度過平生，而他過人的文學稟賦又使其堅信本身必能闖出一條路來——這是一條思惟者和言說者必定要經過的“林中路”。更何況，鮑鵬山還有一個普通佳人能夠闕如的優點，那就是——堅忍和勤奮。他曾經對我說過一句話：“不勤奮是最年夜的不品德。”鮑鵬山的勤奮幾乎可以用“生猛”來描述，二十多年來，他的筆一向沒有停下來，書一本接一當地出，那條“林中路”也走得一天比一天開闊。盡管在古典文學學界，鮑鵬山顯得有些“另類”，并不代表“主流”，但恰是這樣一種孤絕而高冷的姿態，才終于成績了當下學術文明生態中非常彪炳而可觀的“這一個”！
“沒有對比，就沒有傷害”。我承認在我的求學之路上，總是被鮑鵬山這樣的榜樣人物隨時隨地“傷害”著，我只能慶幸本身有一顆還算強年夜的心臟，不時用“見賢思齊”四個字支撐著本身踉蹌前行。所以，假包養犯法嗎如我說鮑鵬山是一粒“讀書種子”，應該不會有太多人反對吧？
以上兩點，或許關乎“傳播學”，或許關乎“人才學”，都構成了本文“難度”之地點。假如後面算是“知人論世”，接下來就要下一番“以意逆志”的工夫了。就我的初志而言，我不是僅僅給《風流往》寫一篇所謂“書評”，更盼望藉此機會為鮑鵬山其人的“研討”做一個後期的鋪墊。
事實證明，作為“讀書種子”的鮑鵬山足夠“早熟”，他似乎對栽種本身的泥土和氣候頗為不滿，所以當他“破土而出”的時候，顯然是憋著一股“炮筒子般的”火氣的！這種“火氣”既來自其性命深處的“血氣”，也來自文明成長中不斷奔突的“不服之氣”。作為讀者，我們起首要感謝這一股彌漫在字里行間的不論不顧的“火氣”。尤其是，當他向上面三個短期包養靶子“開火”的時候，年輕的讀者生怕必定是像我當年一樣“樂開了花”的。
哪三個靶子呢？且容我漸漸道來。
三
第一個靶子就是暗中的極權專制。
英國學者阿克頓勛爵說：“權力導致腐敗，絕對的權力絕對導致腐敗。”這里的“絕對的權力”，其實就是漢娜·阿倫特所謂的“極權”。盡管嚴格說來，現代中國的皇權專制與現代社會的極權政治并非一物，但兩者有著年夜體類似的專制基因則是一不爭的事實；尤其是先秦法家的軌制設計，甚至可謂極權政治的現代標本。而批評極權專制和獨裁政治，正是《風流往》最值得留意的特點之一，也使這部書在某種水平上成了一部可供“借古鑒今”的“啟蒙讀物”。在鮑鵬山寫作這些隨筆文字時，盡管眼光是向著現代，但其情懷立場及思惟資源卻是“現代性”的。所以，當鮑鵬山的批評之箭射向極權專制這個靶子時，就不僅是“回向歷史”的文明批評，更是一種“朝向當下”的現實批評。這能夠會帶來一些先進為主的“對象掉焦”和“過度闡釋”，但僅從軌制批評的角度而言，仍然是有用的。好比，在批評商鞅的“壹平易近”說時，鮑鵬山一針見血地指出：
一個絕對分歧的一元社會，就是一個不折不扣的年夜監獄，一切的人們都是勞改犯，在國家指令下勞作，在勞作中改革，茍生，創造國家財富，維持國家保存，而個體本身，則只要義務，沒有任何實質意義上的權利。（《商鞅》）
我們將這一判斷移諸對極權政治的剖析，可以說“放之四海而皆準”。而在寫陳溫和晁錯時，鮑鵬山對專制政體的憤怒指斥亦可謂“有的放矢”：
專制政體一天不用滅，我們就一天不克不及既獨善其身，又兼濟全國——因為若堅持潔白之身，起首就不成能在那樣的體制中掠奪權力。……卑劣是卑劣者的統統行證，高貴是高貴者的墓志銘。究其本源，還在“專制”二字！（《陳平》）
國家、平易近族、集體等等，往往是政治虛偽和虛偽政治的最好遮羞布，是集體無私與無恥的最好來由！（《晁錯》）
沒有無緣無故的愛與恨。對絕對權力和社會不公的批評，當然是源自對底層蒼生的深切同情。“謝謝天主！我不是權力的輪子，而是被壓在輪子下的活人之一。”這句泰戈爾的名言何嘗不是鮑鵬山的真實心聲呢？
不過，僅僅擁有“現代性”的視角和立場還不夠，由《風流往》的內容所決定，作者必須供給一種對歷史和文明的事實敘述和價值判斷。從歷史的“因果律”來看，絕對權力的宣傳者往往沒有好下場，法家人物如商鞅、李斯、韓非，無不逝世于橫死。在評述商鞅的“作法自斃”時，鮑鵬山援用了《鹽鐵論·非鞅論》中的觀點：“斯人自殺，非人殺之也。”假如將《風流往》中的人物書寫當作“史評”文章的話，顯然要在“事實判斷”之上，再加上一種“價值判斷”——這就讓鮑鵬山與其他“文明年夜散文”的作者拉開了距離。而此時的鮑鵬山，無疑是外行使一個“知識分子”的權利，他包養網VIP的榜樣能夠就是魯迅這樣的批評者或許“公知”群體。余英時在《士與中國文明》中，曾將中國現代的“士”與東方近代的“知識分子”做過對比：
根據東方學術界的普通懂得，所謂“知識分子”，除了獻身于專業任務以外，同時還必須深切地關懷著國家、社會、以致世界上一切有關公共短長之事，並且這種關懷又必須是超出于個人（包含個人所屬的小團體）的私利之上的。所以有人指出，“知識分子”事實上具有一種宗教承當的精力。熟習中國文明史的人不難看出：東方學人所刻劃的“知識分子”的基礎性情竟和中國的“士”極為類似……“士”作為一個承擔著文明任務的特別階層，自始便在中國史上發揮著“知識分子”的功用。”（余英時：《士與中國文明·自序》，上海國民出書社，1987年，第2-3頁。）
不論明天的“烏合之眾”若何爭光“公知”這一群體，都難掩“公共知識分子”的價值和擔當。而就我所知，鮑鵬山是時常以“公共知識分子”自期的。在很長的一段時期內，他對本身的文明成分定位都是“不受拘束女大生包養俱樂部派”，而不是所謂“新儒家”。這必定位后來又有調整，當然這是本文的“后話”了。
四
第二個靶子則是幽暗的奴性人格。
普通而言，批評極權專制，就勢必觸及魯迅所謂的“國平易近性”問題。盡管越來越多的人已經認識到，“國平易近性”很能夠是一個假命題，軌制之惡必定歪曲人道，形成年夜面積的“平淡之惡”，而無關種族與國家——這一點由東東方的大批歷史事實可證。但不得不承認，魯迅當初對“國平易近性”的發掘依包養合約舊有其深入性，他的刀鋒只需再往里一探，便會觸及專制軌制的“七寸”。魯迅在《燈下漫筆》中說中國現代無非就是這兩個時代，一是“想做奴隸而不得的時代”，一是“暫時作穩了奴隸的時代”——橫豎都是“奴隸的時代”；而在《狂人日記》中又寫道：“我翻開歷史一查，這歷史沒豐年代”，“滿本上都寫著兩個字‘吃人’！”這種對中國文明“暗中摒擋”式的評判顯然并不“科學”，但卻足夠“人文”，至多道出了明清以來中國歷史的部門“本相”。對此，鮑鵬山是特別謹記的，他說：
專制國家只能有兩種人：對體制覺得苦楚卻不得不服從的奴隸；因長期服從而掉往苦楚感甚至覺得幸福的主子。（《商鞅》）
用對苦楚的感觸感染來區分“奴隸”和“主子”，長短常抽像而深入的。托爾斯泰有句名言：“假如你感觸感染到苦楚，那么你還活著。假如你感觸感染到別人的苦楚，那么你才是人包養網站。”依照這個說法，奴隸和主子都還不是真正意義上的“人”。“人”的權利、不受拘束和尊嚴一旦被體制剝奪，是無法構成健全人格的，假如有，也只能謂之“奴性人格”。英國學者巴羅伊薩克·巴羅（Isaac Barrow，1630-1677）認為，中國人的奴性人格與滿清統治者年夜有關系：“就對清當局而言，有充分的證據表白，滿洲君王用獨特的高壓手腕完整馴服了臣平易近，并按本身想要的形式塑造了臣平易近的性情。……當我們天天都在藝術和科學領域年夜步向前的時候，他們實際上正在淪為半野蠻人。”鮑鵬山也有類似的論述：
由“年夜丈夫”到“臣妾”，再到清代的“主子”，這是中國封建專制社會的人格史。（《孟子》）
為什么會形成這種“奴性人格”呢？鮑鵬山將其歸咎于“品德政治”的泛濫和墮落：
以品德為基礎的政治必定是專制政治，而專制政治也必以品德為基礎。所以孟子的這一套樹立在品德基礎上的政治構想，必定與專制政治“狼狽為奸”，從而貽害無窮。（《孟子》）
尼布爾說，國家的最常見的品德特征就是虛偽。在現代中國，國家常用這樣的品德特征來對待個人：捕獲他的忠誠、才智，并進而占有他的一切，包含性命。……廣泛的、絕對品德的國民與絕對罪惡而不品德的當局。這太難以想象和不成思議了……是的，中國歷史上從來也沒有出現過群體意義上的品德的國民。……在不品德的專制社會，做品德的個人而想善終，難于上彼蒼！（《晁錯》）
絕對的權力當然就在邏輯上否認了相應的義務，但請求沒有絲毫自立權力的群體往負品德的責任，卻是無論若何也講不過往的。（《朱買臣》）……
鮑鵬山的說法應該是其來有自的。胡適就曾說過：“一個骯臟的社會，假如人人講規則，而不是談品德，最終會變成一個有人味的正常社會，品德也會天然回歸。一個干凈的社會，假如人人都不講規則卻年夜談品德、談高貴，天天沒事就談品德規范、人人至公無私，那么這個社會最終會墜落成一個偽正人遍地的骯臟社會。”盡管在對整個專制社會的人道墮落予以批評時，技術上難免會做一種簡單便利的“打包處理”，但總體來講，集權專制帶來品德墮落，催生出了奴性人格，這一判斷年夜體不謬于事實。
這一點，不僅適用于底層平易近眾，也完整適用于精英群體。鮑鵬山之所以對商鞅、李斯、陳平、司馬相如、朱買臣等人以及東漢閹宦群體的批評絕不留情，蓋因這些通過知識改變了命運的精英，一旦搖身一變，成為食祿者或許被統治者“倡優蓄之”之后，往往會在奴性包養違法人格之外，又多了一種太監人格。在仲尼門生中，鮑鵬山似乎最喜歡子路，并對子路“何須讀書，然后為學”的申辯年夜加激賞：“究竟是生涯主要，還是所謂的學問主要？假設有些學問只是使我們忘失落真正的生涯，甚至扼殺真正的生涯，躲開生涯的陽光與風雨，不往正視生涯中的淋漓的鮮血，漠視年夜眾的喜怒哀樂，還叫什么學問！”而在對漢儒揚雄表現同情時，也沒忘了批評當今一些學院派學者的“純學術”，謂其“從情勢到實質都近于手淫——一種焦慮的自慰”。這話雖然有點“糙”，但對于本日學術被體制“豢養”，學院派學者年夜多掉往全國關懷與士人風骨，似乎整個被“往了勢”的犬儒狀態而言包養dcard，還真不克不及說全無事理！
五
第三個靶子乃是晦暗的傳統文明。
列出這個靶子我是很猶豫的，因為年夜多數讀者眼中的的鮑鵬山，多年來恰是以弘揚傳統文明為己任的。但細心的讀者應該不難發現包養女人，批評傳統文明恰是《風流往》所呈現的一個“文本領實”。所以我要加上“晦暗”二字——你既可以懂得為在當時的鮑鵬山眼里傳統文明是“晦暗”的，也可以懂得為他所批評的是傳統文明中的“晦暗部門”。如前所述，寫作《風流往》之時的鮑鵬山并不完整同等于現在的鮑鵬山，以我的觀察，當時他的思惟奧援大略有二：一是以魯迅、胡適為代表的“新文明運動”主將；一是東方不受拘束主義的經典作家。就上個世包養平台紀九十年月的思惟主潮而論，比擬馬克思主義、不受拘束主義這左、右兩極的強勢突起，居中的守舊主義即“國學派”是明顯處于劣勢的。而在這鼎足而立的三年夜思惟陣營中，假如讓當時的鮑鵬山“選邊站隊”，不消說，他確定是不折不扣的“不受拘束派”。身為“不受拘束派”而偏偏又要與“故紙堆”打交道，這般“人在曹營心在漢”，此中的糾結和尷尬天然會構成某種“張力”。更何況他的志向本不在所謂“純學術”，他是心心念念要在文壇上做一聲“獅子吼”的！
所以，我對《風流往》的判斷能夠和年夜多數讀者不侔，在我看來，與其把這本書當作傳統文明的“還魂丹”，還不如視為傳統文明的“回馬槍”來得更恰當。假如說鮑鵬山對現代經典的研讀是足夠認真的，那也是一種基于批評的認真——他的手里似乎攥著一把鋒利的刀子，他必須讓本身擁有內科醫生對著無影燈下的患者身體一樣的眼光如炬和心細如發。這就是為什么我們會在《風流往》中看到，無論儒、法、道、墨，還是陰陽五行，無不在其批評之列，更不消說不登年夜雅的縱橫家、野心家和陰謀家了。而在諸子百家中，鮑鵬山批評最多的還是儒家，且看上面的文字：
儒家還有一種極惡劣的政治思惟，那就是往往過分重視社會的穩定，哪怕是一潭逝世水的所謂“穩定”，而對社會的發展則不感興趣。（《韓非》）
儒家文明就不斷地、無饜足地請求個人的忠誠、奉獻與品德，而對國家的日趨丑陋無恥閉口不言。（《晁錯》）
儒家的文明以及歷代的年夜儒們所做的工作往往只要兩件：對上愚君，對下愚平易近。假如愚得好了，雙方回到圓桌旁了，那就是他們宣傳的風俗醇厚，天下昇平了。（《董仲舒》）
這是總體的批評，還有對歷代年夜儒的“各個台灣包養擊破”。除了孔子尚能予以“清楚之同情”，自孟、荀以下，如董、揚、程、朱直到現代新儒家，幾乎少有在鮑鵬山筆下“全身而退”的：
讀《年齡繁露》，我一向皺著眉頭，捺著本身的性質，以使我不把這本書扔到窗外往。……他是一個巫師，一個僅用“陰陽”兩個字的咒語，讓一個平易近族的聰明才智覺醒兩千多年的巫師。（《董仲舒》）
我讀程朱的文字總是全身不舒暢，不，不是不舒暢，簡直是活享福。我不了解明代的讀書人是若何受用的。我如果在明代，我還是往做販夫走狗的好，而決不克不及往參加科考——參加科考得讀程朱呀！（《孟子》）
南宋的陸象山就說：“學者所以為學，學為人罷了，非有為也。”這種學者，還不如一個空心泥菩薩！（《荀子》）
直到現在還有所謂新儒家在宣傳這種品德政治，并且還以為這種品德政治將要解救世界。（《李固》）……
這也難怪，畢竟就中國傳統文明而言，儒家文明是當仁不讓的焦點，這是新文明運動以來的知識慣性所使然，幾乎是不受拘束主義者的必修課。
其次就是對法家的批評，這個在對《荀子》《包養sd商君書》和《韓非子》的剖析中例子最多。有興趣味的是，在儒家和法家之間，鮑鵬山似乎對法家的印象還要好一些：
韓子對人道利慾熏心的丑陋一面的洞徹與絕不留情的揭穿，即使有些偏執，但仍不掉其深入，不掉其敏銳。……（他）不克不及容忍為了人類的自負而自命不凡地粉飾人道，更不克不及容忍僅僅為了品德幻想或幻想的品德而醜化現實。而這恰是儒家的弊病。……他是現代中國接近品德內核的、接近真諦的第一人。……這確定會讓儒家年夜為光火，但我寧愿信任他也不信任儒家。……韓子是科學的，而孟子是唯心的。……這顯示出儒家在政治體制構想方面，是實足的無能、無知與不負責任，是孱頭政治。（《韓非》）
法家人物有他們本身的處世規則，他們往往有年夜仁年夜德，能至公無私，工作往往做得年夜模年夜樣。不像儒家那樣小恩小惠，小里小氣。（《晁錯》）……
鮑鵬山說，他對韓非的態度是“敬憎交織”的，稱他為“折斷的雙刃劍”。但我以為，中國現代專制社會的構成，法家生怕要比儒家負有更年夜的責任。儒家型的“周制”與法家型的“秦制”也即所謂“法先王”與“法后王”，其所帶來的社會結構是年夜不雷同的，而秦漢以后的皇權專制恰好是“百代都行秦政法”的結果。批評秦朝以后集權專制而將儒家文明作為第一靶向，躲在儒家后面的法家是要竊喜壞笑的。所以，對于韓非這樣的君權至上主義者，還是應該警惕點為好，為他們點贊，道義和學理的本錢實在太高。而對道家和墨家，盡管鮑鵬山也有一些含而不露的諷刺——如評老子：“有專制，必有老子思惟”；評墨子：“墨子的這種專制，不僅是君主專制，並且還是集體的殘暴。”——但比擬對儒、法二家，感情上還是充滿“溫情與敬意”的。至于對莊子，以及受老莊影響極年夜的竹林七賢和魏晉名流，鮑鵬山是青睞有加，恨不得“把臂進林”“肆意酣暢”一番的。這和我對當代不受拘束主義者的觀察——他們對傳統文明的觀看是鏡像式的，表現在價值判斷上，往往反對儒家而親近老莊——基礎上是若合符節的。不過，鮑鵬山對《商君書》的批評還是可圈可點的，他后來對法家的決絕拒斥在此已然埋下了伏筆。
在《董仲舒》一文中，鮑包養女人鵬山對傳統文明有比較集中的批評，他說：“我們的傳統文明中確實有不少荒謬的東西”；“‘國粹’叫‘國丑’還差未幾”。對董仲舒的陰陽五行學說，他流露出了近乎憤怒的斥責，甚至以“巫師與牙婆”視之，認為儒家文明恰是在董氏的撮合下，才獲得了兩千年里“從沒有被撼動過的正妻位置”。不過我以為，人文主義時代與科學主義時代的知識譜系和判斷標準顯然有異，我們在做“共時性”批評之時，也當具備“歷時性”懂得的維度。我們不克不及請求一個兩千年前的人滿口都是“科學”和“平易近主”。比來我讀以色列怪才作家尤瓦爾·赫拉利的《未來簡史》，可巧看到上面這段話：
根據中國哲學，世界是由陰陽這兩種相對但又相依的氣力維系的。實際的物理世包養網dcard界能夠并不這么認為，但對于科學和人文主義的契約創造的現代世界來說，卻的確這般。每股科學的陽，都包括著一股人文主義的陰，反之亦然。陽給了我們氣力，而陰則供給了意義和倫理判斷。……（尤瓦爾·赫拉利：《未來簡史：從智人到智神》，林俊宏譯，北京：中信出書集團，2017年，第216頁。）
正如鮑鵬山對地中海文明心生向往一樣，東方人對陳舊的東方文明何嘗沒有類似的艷羨呢？平情而論，作為一種宇宙化生的思維方法息爭讀圖式，陰陽學說有著極高的形上維度和詮釋能量，對中國哲學的發展影響甚巨，這是一個誰都無法否認的事實。董仲舒所處的時代，年夜體相當于東方的古羅馬帝國後期，但與東方分歧的是，董氏的政治神學自己具有人文主義的維度，他的“天人感應”和“君權神授”學說比擬東方中世紀的宗教神權思惟，并不算是非常落后和愚蠢。
以上，算是對鮑鵬山文明批評的“思惟層面”的剖析。必須指出，在《風流往》的文本中，對專制極權、奴性人格和傳統文明這三個靶子的批評，是齊頭并進，交互為用的。比擬魯迅的雜感式批評，鮑鵬山在批評的系統性、規模性和計劃性上似乎更進一個步驟，用明天的風行語來說，他是鉚足了勁要“下一盤年夜棋”的。盡管在“學理層面”，有些批評未必盡合情實，也并非無懈可擊，但“實然”方面的損掉可以在“應然”方面獲得補償——無論從人類文明的長久進步而言，還是從作者當時基于“現代性”和“不受拘束主義”的立場而言，這些批評總體來說不僅是出色鋒利的，並且也是切實有用的。十多年前，我初讀這些文章時，就頗有享用了一場“精力桑拿”和“不受拘束啟蒙”的雙重閱讀快感。
六
假如說，鋒利的批評是《風流往》的精力和靈魂，那么，繪聲繪色的個性敘事和包養網車馬費不時迸發出的詩意抒懷，則是此書的骨骼和血肉，二者在構成別具特點的“鮑氏風格”上缺一不成。用淺顯的話來說，前者支撐了“思惟性”上的“火氣”，后者供給了“文學性”上的“文氣”。孟子說：“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曹丕《典論·論文》說：“文以氣為主。”劉勰《文心雕龍·風骨篇》亦云：“是以怊悵述情，必始乎風；沉吟鋪辭，莫先于骨。故辭之待骨，如體之樹骸；情之含風，猶形之包氣。結言端直，則文骨成焉；意氣駿爽，則文風清焉。”按此以觀鮑鵬山的文風，真可謂“風清骨峻”“興高采烈”！至多在我看來，曹丕“文氣說”和曹丕“風骨論”是頗能在鮑鵬山這里找到呼應和印證的。盡管鮑鵬山看不上孔融，但我覺得，他和“體氣高深”的孔融頗有類似之處。青海時期的鮑鵬山，很像是一個要在文壇上“撒點野”的“搖滾青年”，他不成能接收孔子“血氣方剛，戒之在斗”的告誡，在骨子里，他生怕與另一個他不太看得上的現代文人韓愈所謂的“年夜凡物不得其平則鳴”更相契合——我很希奇，他的批評之箭有時候也會失落頭射向本身。正如整部《風流往》對文學家的同情息爭讀要高于思惟家和政治家，我們同樣也可以說，盡管鮑鵬山有著思惟者的氣質，但其天賦的文才和豪情才是《風流往》獲得勝利的真正關鍵。
起首，《風流往》是一部“三合一”的隨筆合集，僅從目錄來看，就可發現鮑鵬山不僅有很強的結構才能，並且“善定名”。第一部“天縱圣賢”寫先秦諸子，第二部“彀中好漢”重要寫兩漢人物，第三部“絕地生靈”則寫漢末名臣與魏晉名流，近四十篇文章以類相從，綱舉目張，一目了然。尤其是，每一人物皆有一個副標題加以點逗，如用“向帝國挑戰的劍俠”指稱墨子，用“折斷的雙刃劍”評價韓非，以“斯人斯鼠”隱喻李斯，以“巫師與牙婆”歸納綜合董仲舒，余如用“文明的垢甲”以況孔融與禰衡，以“品德的唾液”指斥太監（唯用“我們為什么站在他這邊”作為朱買臣的副題，讓人百思不解，竊謂不如以“文明怪胎”稱之更為奪目）……凡此種種，猶如散金碎玉串成了一條項鏈，意在言外，惹人進勝。
其次，《風流往》所以遭到青少年讀者的歡迎，還與作者設身處地、善作襯著、循循善誘的敘事技能有關。鮑鵬山很善于“講故事”，也深諳文章學布置經營、謀篇布局、起承轉合之道，加上適時出現的詩性文字，總是能帶來閱讀上的不易覺察的奧秘感、魅惑性和代進感。我特別喜歡寫司馬遷的那篇：
……世界這般安靜，年夜樓有些陰森，但我感覺到了司馬遷的存在：他就在這兒，就在這靜夜里，就在我身邊！……他撫尸痛哭，為歷史招魂，讓歷史復活。他讓歷史的幽靈飛臨我們現實的天空，與我們共舞。……對本身命運的體認，構成了《史記》中最絢爛、最悲壯、最華麗、最哀婉的主色調。史學成了人學，必定性成了戲劇性，邏輯的鏈條崩解了，性命的熱血噴涌而出……司馬遷讓血從頭流回歷史的血管，歷史恢復了心跳。……他必須寂枯寂寥，年年歲歲，青燈古卷，石硯毛筆。誰能情願寶劍折斷為鋤犁，平戎策換得種樹書？又有誰能放棄每日，棄其杖，化為鄧林？……逝世亡是人類集體對個體的變節。但假設這逝世亡的個體是“自裁”呢？——那當然是個體對集體的變節。集體因之蒙羞。因之負罪。我們一向負著這筆血債。
讀著這樣令人血脈賁張的文字，你會懂得鮑鵬山的“火氣”，他并不想寫態度嚴肅地寫一部“思惟的歷史”，他其實是想用本身的包養網評價思惟“進侵”歷史，讓歷史打上本身的印記和顏色，正如我評價他的《新說水滸》和《中國人的心靈》二書一樣，我想說，《風流往》也可說是鮑鵬山“一個人的思惟史”。惟其這般，你才幹懂得他何故這般率性使氣，口無遮攔，甚至大肆咆哮。好比在把朱買臣踩在腳下揉搓多時后，鮑鵬山又加上這么一段：
假如我在場，我只會上往照著朱買臣那咧開的臭嘴就是一記直拳，我要把他的臭嘴打得“狗竇年夜開”。我打了多年的沙袋，這一包養留言板拳夠他受的。（《朱買臣》）
我要說，這里面既有“義理之怒”，也有“血氣之勇”。這樣“現身說法”的段落讀來天然是民怨沸騰的，讀者會忘記了朱買臣究竟有多壞，徑直往欣賞鮑鵬山有多可愛。
第三，既然是“一個人的思惟史”，那么《風流往》的文本就不是學術的、思惟的，而是文學的、詩意的。所以，我們在《老子》一篇中，會讀到這樣充滿詩性的“橋段”：
……浪漫無邪的希臘人在地中海那邊唱著童謠普通的好漢史詩，在海濱的燦爛陽光下彼此誇耀他們健美的體型和體力，而在地球的這一側，卻是苦難重重：什么樣的血沒流過？什么樣的陰謀沒有被制造過？什么樣的悲劇、鬧劇沒有演出過？什么樣的純潔沒有被玷辱過？什么樣的正義和良知沒有被扼殺過？什么樣的邪惡與殘忍沒有猖狂過？什么樣的友誼沒有被應用過？什么樣的信義沒有被出賣過？什么樣的承諾沒有被變節過？……他往了，一往杳然……
類似的段落遍布全書，俯拾皆是。別忘了，青海時期的鮑鵬山同樣也是一位詩人——有他的詩集《致命傾訴》為證。
不過，正如鮑鵬山對“詩性的語言”也多有警戒一樣，他的文體中也頗有這種“可以跳出邏輯的約束，帶領我們逃逸感性”的詩性特質。這同樣是一把雙刃劍。對于思惟的言說者而言，一旦聽任個性與詩性的語言，作者所尋求的“感性”和“客觀”就必定受損。這也恰是我說《風流往》不易評價的又一個主要緣由。當我以我明天對鮑鵬山的清楚來閱讀《風流往》的時候，卻長期包養發現了二者之間存在著某種戲劇性的“間離後果”——假如我接收了現在的鮑鵬山，就很難被《風流往》的作者完整俘獲。我了解他們是一個人，但又不完整是一個人，至多是統一人處在分歧的時空“頻道”。也就是說，當作為學者的鮑鵬山逐漸壯年夜而日益清楚之后，當初那個作為詩人的鮑鵬山反而顯得青澀和含混了。
怎么解釋我這般曖昧的觀感呢？我在《風流往》中找到了這么一段話：
在先秦散文大師中，數孟子和莊子最為過火，最鉆牛角尖，但他們的文章卻也是以最都雅。與過火的人聊天較風趣味，與公允之狀可鞠的人打交道則有趣透頂。讀文章也是這般。（《孟子》）
這是鮑鵬山對孟子文風的剖析，也無妨看作他的“夫子自道”。他說孟子的文章讀起來“過癮”，其實他的文章給讀者的印象也庶幾近似。別看鮑鵬山對孟子多有微詞，但他從孟子那里真是獲益很多。我甚至擔心此時此刻，我就是那個“公允之狀可鞠的人”，會在鮑鵬山眼里變得“有趣透頂”吧？而他呢，卻因為獲得他斥為“最為過火，最鉆牛角尖”的孟子的“蔭庇”而變得“較風趣味”“最為都雅”了。而在《朱買臣》一文中，鮑鵬山在說過“不喜歡朱買臣，甚至覺得他的名字都讓人不快”之后，又及時加了一句：
我底本愛走極端。你看，買臣，買臣，還朱買臣：清楚是富貴朱門家里收買的弄臣。
作為一名刀客，鮑鵬山不僅善“遞刀”，更善“補刀”！由此可見，鮑鵬山本來是不憚于以“過火”和“包養甜心網走極端”自認的。與此相應，他特別喜歡中國思惟史上的“異端”：
沒有異真個平易近族，難道不是一個瀕于滅絕的平易近族么！（《墨子》）
所以，假如要我來做一番精力剖析，我寧愿認為，《風流往》時期的鮑鵬山其實是以“異端”作為本身的成分認同的，好像歷史上的王充、嵇康、李贄、金圣嘆和魯迅一樣，因為生逢亂世，故而要“越名教而任天然”。盡管如魯迅評價嵇康阮籍“概況上毀壞禮教者，實則卻是承認禮教，太信任禮教”一樣，他們因為“攻乎異端”才使本身成了“異端”，可是，既然已經站在了“時代的岔路上”，就不得不“糞土貴爵”“指點山河”。“異端”們不得不發出本身的聲音包養心得，不論這聲音能否尖銳難聽，分歧時宜，能否陰差陽錯，荒腔走板。時代如潮流，并沒有選擇那些弄潮兒，但他們卻要搏擊風浪，急流而上，以本身的翻轉和跳脫見證、甚至反證時代的病癥和荒謬。
七
寫到這里，文章已經太長——我已經不了解，本身是在評價《風流往》，還是解構鮑鵬山。請讓我順著我的觀感說下往吧。
我想說的是，《風流往》時期的鮑鵬山，誠然是一個愛憎清楚、嫉惡如仇、文采斐然、氣勢如虹的劍客和詩人，但彼時的他，尚未樹立本身的“學問宗主”，故而在貌似客觀感性的論說中，難免出現“跳出邏輯”和“逃逸感性”的義理罅隙和修辭坎陷——對于年夜部門尋求客觀知包養網心得識的人文學者來說，這幾乎是一個廣泛存在的事實。更何況，所謂“學問宗主”，本不在作為詩人的鮑鵬山考慮范圍之內。
可是且慢——接下來我要說的是，并不是一切人都像鮑鵬山這么幸運。君不見幾多人帶著青年時期的知識結構和價值傾向度過了平生。而一個真正的讀書人，必定是“盈科而后進”，并且“過則勿憚改”的。現代有“詩人之詩”和“學人之詩”的辨別，意在強調人的才性分歧，不是一切的詩人都能成為學者；反之亦然。而在一個人為學、為文、為人的精進和成長中，若何敞開并迎接每一次新的洗禮和轉向，其實事關嚴重。近現代思惟史上，許多學者都是在不斷變化中成績本身的，梁啟超、熊十力、梁漱溟、殷海光……這樣的名單可以列出一年夜串，他們都經歷了一個從“以不變應萬變”的執著，再到“萬變不離其宗”的雍容漸次回歸的過程。鮑鵬山的幸運在于，他在完成了魯迅式的傳統文明批評后，不得不繼續從事職業性的現代文明經典教學，并終于從相對籠統的文明批評中抽身出來，轉而進進沉淀式、嵌進式、體貼式的經典注釋和文明傳播，恰是台灣包養在這樣一個不易覺察的轉變中，他漸漸放棄了對不受拘束主義言說的“路徑依賴”，從而完成了從“文學”到“思惟”、從“疑古”到“釋古”、從“批儒”到“解儒”、從“說孔”到“尊孔”的天然而但是又瓜熟蒂落的“蝶變”！
假包養價格ptt如你打開鮑鵬山比來出書的“孔子三來”（《孔子原來》《孔子如來》《孔子歸來》）系列，再和《風流往》對讀，難保你不會“蒙圈”。誰能想到，當年儒家文明的批評者，會成為孔子思惟的辨誣者和捍衛者呢？這不是鮑鵬山“善變”，而是比擬青海時期，他已變得足夠“謙遜”了。詩人的世界里是沒有“謙遜”二字的，只要在學人的世界里，才有所謂“學然后知缺乏，教然后知困”。而一個人真能“謙遜”，恰好是因為更“自負”了。王陽明說：“正人不求全國之信己也，自負罷了。……吾方求以自負之不暇，而暇求人之信己乎？”（《傳習錄》）經典文明也好，圣賢之道也好，既有人“疑”，也有人“信”。某種水平上說，“自負”就是“不疑”，也即對經典和圣賢的“他信”。正若有了“懂得”，才會有“同情”；有了“溫情”，才會有“敬意”；我要說，有了“他信”，才會有“自負”！禁不住想起余英時師長教師的一段話：
我們讀經典之作，甚至普通有學術價值的古人之作，總要先存一點謙遜的心思，不克不及一開始便傲慢自豪。這是明天許多中國讀書人常犯的一種通病，尤以治中國學問的人為甚。他們往往“尊西人若帝天，視西籍如神圣”（這是鄧實在1904年說的話），憑著平時所得的一點東方觀念，對中國古籍橫加“批評”，他們不是讀書，而是像高屋建瓴的法官，把中國古籍當作囚犯一樣來審問、逼供。假如有人認為這是“創造”的表現，我想他年夜可不用浪費時間往讀中國書。（《怎樣讀中國書》）
援用這段話放在這里，絕非對鮑鵬山的調侃和駁難，恰好相反，這是出于對一個真正讀書人的尊重。要了解，以本日年夜學的學科壁壘而論，有幾多治“西學”的人，因為專業取向的緣由，幾乎“已讀不懂古書”（郭齊勇《國學與國魂》語）。不是他們沒有和鮑鵬山同樣的天賦和知己，而是他們沒有和鮑鵬山一樣“必須讀古書”的幸運。據余英時說，乃師錢穆師長教師嘗言：治學不立門戶，卻不克不及沒有宗主。而錢師長教師治學的宗主，就是“立志抉發中國歷史和文明的重要精力及其現代意義，這一精力貫穿于他的所有的著作之中”。二十多年來，鮑鵬山必定是經歷了太多的“自反”與“攻錯”，才最終確立了本身的“學問宗主”，他對儒家文明和孔孟之道，經歷了一個由“疑”而“信”的艱難過程。我覺得，樹立本身的“學問宗主”，對于一個讀書人的主要性和幸福度而言，要遠遠勝過寫一本暢銷書！
最后想說的是，好像詹姆士·鮑斯威爾是《約翰遜傳》的最佳作者人選一樣，鮑鵬山的文明成分定位和學問趨向的變化過程，我可以說是當仁不讓的目擊者和見證人。讀者能夠有所不知，古典文學出生的我之所以心儀儒學，很年夜水平上離不開鮑鵬山的引領和啟發，在長達二十年的來往中，我們切切偲偲，同志同業，此中愉悅誠非言語所能道——也許，這就叫“以文會友，以友輔仁”？這里無妨爆幾個小料：大要在2013年4月，我和鮑鵬山同往無錫講座，回滬的高鐵上聊到他的《孟子的邏輯》一文，他用了一個詞來做自我批評：“年少輕狂。”三年后的2016年4月，我又邀請他來同濟年夜學嘉定校區做講座，題目是《孟子的人道與品德》。包養一個月價錢我發現，他對孟子人道善的懂得，早已不是邏輯推理式的了，而成了自證于己心的信心和體貼。就是在那次講座中，鮑鵬山居然對著上面的莘莘學子說：“假如有人問我崇奉什么？我只能說：我信孔子！”那一刻，坐在臺下的我悲喜交集，幾乎淚目。
工作還遠不止此。就在我這篇早就想寫的書評即將出工之際，確切說就是昨天，我收到了鮑鵬山讓出書社寄來的《風流往》2022年3月的新版。在我的書架上，這是該書的第三個版本。打開新書包養條件的第一時間，我就往查驗舊版中我認為的“瑕疵”“偏頗”和“可刪”之處，那種緊張的感覺就好像校對本身的著作一樣——這份缺乏與外人性也的“友于”之心，連我本身都有些感動。要了解，這部印數已達38萬冊的“傳統文明暢銷書”，最年夜的讀者群就是尚在讀書的青少年，他們未來不成能都有“必須讀古書”的幸運，他們對傳統文明的懂得極有能夠就逗留在學生時代讀過的某本書——而這，是一個寫作者必須審慎對待的。我欣喜地發現，新版共545頁，比包養ptt擬舊版的549頁，刪往了4頁擺佈的篇幅，而我在舊版中挑出來的若干“問題”處，年夜部門在新版中都做了刪節和修訂。我想我和鮑鵬山是真有“默契”的，也許在我重讀《風流往》的時候，他也帶著審視的目光重讀了“少作”。正如他對前人難免刻薄一樣，上海的鮑鵬山終于對青海的鮑鵬山“刻薄”起來了——這是讓我喜聞樂見的。
作為一個評論者，我是自不量力地想充當一次鮑鵬山的“諍友”的。經過歷時近半年的重讀和比來幾天的“挑燈夜戰”，終于可以交上一份答卷了。我自負為鮑鵬山畫的這幅“思惟肖像”，經得起讀者的質疑和駁難，也對得起我們配合的價值觀。此刻，一個不算過分的等待開始萌發——等這一場瘋狂的疫情禁閉過后，我們可以邀三五老友，就著已被人類辜負多日的花卉風物，喝一場愉快淋漓的年夜酒——打開一瓶“風流往”，好好地，“往風流”！
2022年5月8日母親節脫稿于浦東守中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