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院是中國傳統社會特有的教導組織情勢和學術傳佈陣地，也是中華優良傳統文明的主要構成部門。它構成于唐、五代，前后存在了一千多年。書院的多少數字成為權衡宋代以后區域教導成長水平和學術成長程度的主要標志。書院的發財，對明清徽州的學術成長、教導繁華和人才培育起到了主要感化。
書院分類分層
平易近國《重建婺源縣志》言：“聞諸故老，婺在昔四郊書院常相看，鄉先正集徒講學聲相聞。”實在，不只婺源一縣這般，徽屬其他各縣亦然，故康熙《徽州府志》云：“新安講學書院較他郡為多。”明末閹黨禁毀書院，其黨張訥也曾疏言：“全國書院最盛者，無過東林、江右、關中、徽州。”據不完整統計，徽州在宋元時代共存在書院42所，明清時代則有93所。從今朝的材料來看，徽州最早的書院是北宋景德四年（公元1007年）績溪人胡忠在龍井樹立的桂枝書院，比歐陽修主政潁州時創立于皇祐元年（公元1049年）的潁州西湖書院還早40多年。明清時代，徽州著名的書院有府屬紫陽書院、古紫陽書院，歙縣的斗山書院、問政書院，休寧縣的還古書院、海陽書院，婺源縣的紫陽書院、福山書院，祁門縣的東山書院、神交精舍，黟縣的碧陽書院、中天書院，績溪縣的潁濱書院等。書院的發財，成為明清徽州社會一道亮麗的景致線。
從“主創者”來看，明清徽州浩繁的書院可劃分為平易近辦和官辦兩品種型，而以平易近辦書院為主體。官辦和平易近辦的劃分，是僅就“主創者”而言的，假如從經費起源和運營治理來看，徽州除府屬紫陽書院外，年夜體均可劃回平易近辦序列。由於這些書院的經費起源重要是平易近間捐輸，特殊是徽商的贊助；在運營治理上，所履行的是平易近間自立運營治理的形式。這也是明清徽州書院的主要特點之一。
如府屬古紫陽書院系由歙戶部尚書曹文埴同歙紳鮑志道、程光國等建議，于乾隆五十五年（公元1790年）復建：其建造經費，徽州兩淮鹽商動支了“營運項下款銀”，同時諸商小我還“捐銀八千兩，鮑志道又獨力捐銀三千兩以助成工”；建成后的章程規則“山長以邑人公議延請，仕宦俱不為司理，院中司匣一人、司事二人皆公舉”。又如黟縣碧陽書院，系由知縣謝廷杰于明嘉靖四十二年（公元1563年）創立，但碧陽書院章程規則：“山長以邑人公議延請，經費由典商領本生息，仕宦俱不為司理。院中司事二人，由公舉；司匣，每都一人，各舉。”再如被稱為休寧“一邑之學”的海陽書院，系由知縣王佐于崇禎八年（公元1635年）創立，但海陽書院也是“請縣申詳，其山長聽邑人公議聘請，學費支放不經仕宦”。
明清時代，徽州書院年夜體可劃分為四個層級。第一層級，“凡肄業者由學政于六縣生童中挑送”，為一府“英俊者”所供給的講學會文之所，與府學比肩，為徽州的最高學府。府屬紫陽書院和古紫陽書院屬于此類。第二層級，是“聚一邑之秀良者于此中”，為一縣“英俊者”所供給的講學會文之所，與縣學比肩，為各縣的最高學府。上述羅列的各縣著名書院年夜多屬于此類。第三層級，是聘名師“以教鄉之英俊者”，為一鄉或一族之“英俊者”講學會文之所。一部門鄉里書院和宗族書院屬于這品種型。第四層級，是塾學、義學性質的書院，為鄉族後輩供給發蒙和低級教導。如黟縣黃村黃氏家族建“集成書院”，“創會立規，課子侄輩唸書此中”；休寧的率溪書院是率口程氏家塾；婺源的玉林書院是項氏為“鄉後輩肄業”所建。
助推學術演化
書院與學術傳佈結下了不解之緣，二者彼此推進、互為因果。這一點在徽州地域表示得尤為顯明。
徽州書院增進了宋元時代“新安理學”的構成。徽州是程朱理學的家鄉，其書院的鼓起與成長和徽州士儒研討與傳佈理學的關系最為親密。自朱子于南宋淳熙舞蹈教室三年（公元1176年）回徽州掃墓、講學，特殊是南宋理宗后朱子學正統位置簡直立，徽州地域呈現了一大量“埋頭朱子之學”的名儒碩士，并構成了頗具影響力的“新安理學”家數。
作為朱子明日傳的新安理學家，他們以施展朱學義理、光年夜朱子之學、傳佈朱子思惟為己任。為此，紛紜開辦書院，或掌管書院講學，將書院作為光年夜和傳佈程朱理學的主要陣地。如休寧程年夜昌建西山書院，“以淑學者”；休寧吳儆建竹洲書院，“與其徒窮搜經史，四方負笈至者歲數百人”；婺源的胡一桂建湖山書院，遠近師之者甚眾；婺源的胡炳文建明經籍院，四方聞風來學者云集；休寧的程逢午“與族父若庸批注正學”，“薦授紫陽書院山長”。
徽州書院推進了明中后期徽州的學術思惟由理學到心學的改變。明代中葉，陳獻章遠承陸學余緒，提出“正人同心專心，萬理完具”“為學須從默坐中養出眉目”的思惟，否決朱子的“格物窮理”之學。這標志著朱子學同一局勢的停止，也是明代心學思潮的開端。獻章而后，明代心學分為王守仁的“陽明學派”和湛若水的“甘泉學派”。陽明學派“主旨致知己”，甘泉學派“主旨到處體認天理”。兩派彼此融通、互為唱和，就門庭旺盛和影響寬大而言，甘泉學派遠不及陽明學派。
心學鼓起后，特殊是王守仁的“致知己”學說的呈現，敏捷傳至全國，“學其學者遍全國”，心學遂代替程朱理學而成為明中后期占全國主導位置的學術思潮。而徽州這個程朱理學的家鄉，在明中后期“全國尊王子也甚于尊孔子”的社會思潮沖擊下，也成了王學流布的地區。湛若水小樹屋親往徽州，先后在斗山、天泉、中天等書院講學；王守仁高第鄒守益、王艮、錢德洪、王畿、劉邦采、羅汝芳等亦先后前來徽州，依托徽州書院主講盟會。每次會講，少則“聽講數百人”，多則“聽講幾千人”。在王、湛心學的強盛攻勢下，固守程朱、無所立異的新安理學家毫無還手之力，而新安后學則線人一新，于是紛紜轉向“致知己”一途，“崇尚《傳習錄》，群目朱子為支離”。王、湛心學遂逐步代替朱子學而成為徽州學術思惟的主流。
徽州書院促進了清初徽州程朱理學的復興。清朝樹立后，鼎力提倡程朱理學。借朝廷提倡之春風，一批在明后期沉靜的新安理學家們，又以“累贅道脈”為己任，決計重振徽州的朱子之學。為此，他們采取了兩方面辦法：一是紛紜前去徽州各地書院主講，“非朱子之言不發于口”，一意宣揚程朱理學，奪回被心學把持的書院講壇；二是制訂書院講會會規、會約，規則“會友必擇”，非程朱信徒不得進會，請求講會內在的事務“總括以尊朱宗孔之年夜旨”，從軌制上包管程朱理學在書院講會中的獨尊位置。經由過程新安理學家們的齊心倡率，清初徽州書院“年齡集講，文物衣冠，彬彬一堂，盡往舊習，化為尊孔宗朱壇席”。
徽州書院又為清中葉徽派樸學的鼓起供給了“舞臺”。清乾隆后，徽派樸學鼓起。江永的從訓詁以求義理的新的治經方式一經呈現，就惹起了徽州學者們的極年夜愛好。乾隆年間，江永講學紫陽書院，戴震與同郡鄭牧、汪肇漋、方矩、程瑤田、金榜等人即從江永受學，繼之他們湊集在歙縣年夜商人汪梧鳳的“不疏園”中切磋答辯，這些人后來都成為徽派樸學的干城之將，此中以戴震得江永之學最全、成績最年夜。在徽派樸學“魁碩迭起”的同時，具有號令力的新安理學家則接踵謝世。清代，新安理學的復興至此停止，徽州書院講壇遂逐步被徽派樸學家所占據，如凌廷堪曾主講紫陽書院、汪龍應聘主講古紫陽書院等。這些樸學家們以經史訓詁傳授生徒，從而使徽州學風為之一變，“其所學者，訓詁詞翰之末”也。
助力教導成長
從宋代起，徽州“俗益向高雅”，特殊是宋室南渡后，“新安比之鄒魯，博雅之儒，彬彬如也”，從此徽州“文風興盛”“名臣輩出”，開端躋身于中國文明教導發財的區域行列。到明清時代，徽州各類教導機構鱗次櫛比，致有“山間茅舍書聲響”“后漸戶誦家弦矣”，構成了教導高度繁華的局勢，被譽為“文獻之邦”“西北鄒魯”。誠如曾國藩所言，徽州的“典章文物，固宜非他郡所敢看”。
書院既是明清時代徽州教導繁華的表示之一，又在徽州教導繁華的經過歷程中起到了很是主要的助力感化。徽州書院層級的構成，構建起在傳統的社學、塾學、官學之外，與其平行而又互補的另一條教導體系。徽州書院這條教導體系，具有三方面的效能：
一是為徽州的蒙學教導，或許說“小學”教導的普及添磚加瓦。明清徽州浩繁的書院，有很年夜一部門是為普及鄉族後輩教導辦事的。除上文所羅列的之外，還有如明代婺源的桂巖書院，是由桂巖的戴氏所建，“割田購書，以訓鄉族子”；明代休寧商山吳繼良“構義屋數百楹，買義田百畝”建義學以供鄉族後輩唸書此中，名之曰明善書院；祁門的李源書院，明弘治年間李汛建，“以助族之後輩能唸書者”；清代婺源周溪項儒珍“為鄉後輩肄業”建玉林書院等。
二是為優良的童生和府縣官學不克不及包容的生員供給肄業場合，即承當所謂的“中學”和“年夜學”教導本能機能。童生是指完成發蒙教導尚未考中府縣官學成為生員的學子，童生餐與加入生員的提拔測試稱童試教學；生員則是指經由過程了童試提拔而進進府縣官學唸書的學子。清代徽州府六縣每次應童試的總童生有八千人擺佈，而徽州府學和六縣縣學的登科有定額，均勻登科率只要2.3％擺佈。
大批落第的童生，特殊是想再次餐與加入童試的優良童生就學無門。此外，府學、縣學範圍無限，能包容生員在校就讀的人數無限，所以新一屆生員進校而往屆生員就得離校，這些離校的往屆生員也就沒有了固定的肄業場合。所以，徽州人建書院，其目標之一就是處理這一題目。同治《祁門縣志》載：祁門“儒學門生員凡二百，而學舍僅百之十”，于是知府留志淑和知縣洪晰“作學舍五十間、文會所三間、仰止亭一間、庖四間，以居諸生講肄此中，榜曰‘東山書院’”。又如徽州府屬紫陽書院，“向取表裡課生（員）、童（生）六十人賜與學費”，到清嘉慶年間，由于歙商程光國和其子的贊助，“紫陽書院表裡課學費生、童始取一百二十人”。再如府屬古紫陽書院，“肄業正額生監八十人，童生四十人”；黟縣碧陽書院，“正額生監四十人、童生二十人”。由此，徽州學子“學之地，自府縣學外”，就是“多聚于書院”了。
三是講會與課藝并行，將學術與功利同一到書院的教導講授之中。書院樹立的目標本是為傳佈思惟、發現學術，所以聚眾講學、不受拘束研究是書院教導的精良傳統。清初，固然書院的講會之風一度頗為風行，但遭到封建統治者的壓抑，在清當局的領導下，康熙中期以后漸行廢除。于是清代的盡年夜大都書院，“師儒所教率不出時文帖括”，“書院專究制藝，不務虛學，乃一無足稱矣”。課藝、應舉成為清代書院最重要的講授運動，書院特有的講學與研討風尚幾至無存。
在銓選進仕，學者“舍科第無他途”的情形下，徽州書院天然不克不及超脫舉業的影響，所以徽舞蹈教室州書院異樣繚繞科舉測試制訂了嚴厲的課藝軌制，如府屬紫陽書院、古紫陽書院和祁門東山書院都開設有“年夜課”“小課”，并對開課時光、測試內在共享空間的事務、成就評定和賞罰等作出詳細規則。但是，與全國年夜大都舉業書院分歧的是，徽州書院并未完整釀成“獵取科名”的場合，亦即并未完整釀成科舉的附庸，而是在課舉子業的同時，依然苦守傳統的講會軌制，將講會與課藝同一于書院的教導講授運動之中。據休寧《還古書院志》記錄，直到乾隆年間，徽州書院每年仍在履行年齡會講軌制，如“（乾隆）四年己未仲秋，會講三日，會友五十五人”；“五年庚申仲秋，會講三日，會友五十八人”；“六年辛酉二月，會講三日，會友三十九人”；“六年辛酉仲秋，會講三日，會友四十三人”。徽州書院這種講會與課藝并行、學術與功利并舉的措施，既進步了徽州學子的學術程度，又知足了他們應舉進仕的實際需求，從而為明清時代的徽州培育出大批人才。
綜上可知，對徽州書院的研討，為我們深刻清楚宋以后中國粹術思惟演化供給了視角；為我們體系熟悉明清區域教導史，特殊是區域間各層級教導組織情勢之間的關系供給了標本；也為中國今世教導的轉型進級，特殊是浩繁高校“書院制”教導的實行和完美供給了汗青鏡鑒。
（作者：李琳琦，系國度社科基金重點項目“明清徽州書院文獻收拾與研討”擔任人、安徽師范年夜學傳授）